秦文化是秦氏宗族文化进化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秦族人性格质朴、率直,性情坚强彪悍,做事敢作敢为,在艰苦的环境中善于嬗变和进取。秦文化的精神特质造就了“跨海内制诸侯”的强大秦国,为秦朝建立、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深刻的历史内涵:
其一,跨越历史的伟大实践。从秦非子受封于秦地,到秦襄公建立诸侯国,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经历了37代君王、约678年的励精图治,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秦文化就是在纷争频仍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中,不断发展、提升,不断获得补充和完善,每个朝代都赋予它新的内容和定义。因此,秦文化是在前无古人、史无先例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艰难探索、反复实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世世代代秦国先祖把握发展机遇,主导社会改革,从横跨多个世纪的伟大实践中演变而成的,它曾走上历史的巅峰,成为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文化。
其二,“海纳百川”的文化视野。秦国对外来文化一向采取包容的态度,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至秦昭王时,博采众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而李斯《谏逐客令》所谓“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凤之旗,树灵觉鼍之鼓,秦不生一焉”,以及“异国之乐者,今弃击瓮叩缶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等等,这都是秦国融合各国文化的充分体现。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还御准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编撰《吕氏春秋》,兼采各家学说,展示了“泰山不让土壤”的广阔视野。虽然曾出现“燔诗书,明法令,禁儒术”和“梵书坑儒”现象,但这只是推行政制的权宜之策,并未影响秦文化的兴盛和繁荣。
其三,“河海不择细流”的招贤纳才政策。从秦孝公建都咸阳之后的144年间,秦国一直是诸子百家的摇篮,“门户开放“乃秦国的优良传统。秦国大力从六国引进人才,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如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等等,他们都是当时六国的名贤志士,“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他们均在秦国找到了实现其抱负的舞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国对待外来人才的宽容、开放政策,使咸阳成为当时人才云集的都城,秦国变成当时、经济、文化最为强大的国度。
其四,“王者不却众庶”的社会改革。秦国从商鞅变法就开始建立“县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废除分封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封建诸侯的地方势力,瓦解封建贵族和领主对土地的控制,准许民间自由买卖土地,让耕农合法占有田地。这一改革,推翻了自西周以来一直施行的“分土诸侯”制度,恢复了基层百姓的基本权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那些措施又继续延伸到皇族规制和“世卿世禄”制度,如始皇登基后,不循祖制,“使秦无尺土之封,不立子弟为王”;各级官员勋爵,均凭军功授予,以“功臣为诸侯”;直至始皇驾崩时,国朝不封皇后、不立太子,群臣百官均依制任命,各司其职。秦始皇以上“事不师古”的改革,充分体现他以“庶民社会”为本的治国思想,以及积极推动中国走向“君主法治”的理想,反映他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家、改革家和体恤“庶民”、亲善百姓的皇帝。
其五,亘古通今的变革。秦国在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贡献,在于它开疆扩土,收复西垂,经略巴蜀,开发南越,统一中国,并创制了中央集权制度,它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创立皇帝制和三公九卿制;二是创立郡县制;三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制度,实施法治;四是推行土地私有制;五是实行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实现了中国社会由封建割据向封建统一转变,而且他在这一转变中对每一个历史关节点的准确把握和驾驭、创立了影响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