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被视为至关重要。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忧虑，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一做法便奠定了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权政策。
为了实现录取的公平性，宋朝采取了两个关键措施：首先，将名额倾斜向平民和庶族群体，这有助于普通学子获得机遇；其次，是扩大录取名额，使更多人能够通过科举系统进入仕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宋初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的进士数量仅有一两十人。但是，当赵光义（太宗）登基后，他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据《续资治通鉴·宋纪九》，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共有109位进士、207位诸科及格者，被录用的人数达到500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创记录。
在这一轮考试之前，赵光义曾经说：“非敢望拔十得五，只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说明他对选拔人才感到非常迫切。当时参加应试的人数超过5,300，这与赵光义设定的10%左右的录取比例相匹配。这一比例在当时被认为是相当宽松的，即使有大臣如薛居正提出反对意见，如“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也未能阻止这一趋势。
事实证明，这种扩招策略是成功的，因为从那批受试者中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和重臣，如后来成为宰相的大吕蒙正，他以第一名进士身份闻名。在没有特殊照顾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难以脱颖而出。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的科举考试结果更是一例，其进士诸科共计740余人，其中包括900余人的特奏名。此外，还补录350余人的河北地区，以及从落榜生中再次补录500余人的计划。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一个广泛且包容性的选拔体系，为那些未能即刻金榜题名的人提供了第二次机会。
这种特殊待遇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一项规定，即凡十五度以上仍未通过者的，可以直接获得本科学位，不必再次参加考试。这是一种少见但明显具有照顾性的破格提拔政策，也可以看作一种恩赐式的入学资格。这一切共同促成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教育环境，在这个环境下，人们渴望通过努力学习来改变命运，从而导致参与人口激增。在淳化二年的解试中，就有10万多考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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