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核心。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关切，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特别考试。这一做法为后来的“官二代”特有的“别试”奠定了基础。
宋朝为了实现录取的公平性，在两方面下功夫：一是在名额上倾斜给予平民和庶族，这样一般学子有机会超越社会阶层；二是通过增加录取名额来扩大选拔范围。
事实上，宋朝初期每年的录取进士人数并不高，每年只有十几人。但当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便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考试中，共计500人被录用，其中包括109位进士、207位其他科目及特奏名等。此次考试前，赵光义明确表示：“非敢望拔十得五，只求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体现出他选拔人才的心急如焚。当时应试者超过5300余人，与实际录取比例相比，其挑战程度极高。
这一系列措施在当时都是创新性的。例如，在咸平三年的一次考试中，就有740多人被錄用，其中包括900多人的特奏名，以及从落榜生中补錄500余人的案例。这进一步证明了宋朝对于科举制度改革具有积极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特奏名”是一种特殊的录取方式，用以照顾那些连续参加科举未能成功的人员。这种方式可以说是一种破格提拔或恩准提拔，它体现出宋朝对于人才培养的一面心思。
由于这些措施，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获得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在鼓励和刺激下，一些地区参加解试的人数达到10万之众，如淳化二年全国各地就有如此规模的大规模考试。此这样的数据反映出，当时社会对科举教育非常重视，而政府也因此采纳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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