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核心。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关切，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特别考试。这一做法逐渐形成了“官二代”独特的“别试”机制。
为了确保公平，宋朝采取了两大措施：首先，将录取名额倾斜给予平民和庶族，让更多普通学子有机会脱颖而出；其次，通过扩招增加录取名额，使更多人才能够被发现和培养。
尽管如此，在早期，宋朝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仅有少数进士被选中。直到太宗赵光义上台后，大幅增加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考试中，共计500人获奖，这一成绩创下了纪录。赵光义曾表示：“非敢望拔十得五，只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表明当时选拔人才的情急心情。当年应试者超过5300人，其中大约10%的人才被选中，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
事实证明这一策略是成功的，那些被录用的学子包括未来宰相吕蒙正，他以状元之姿崭露头角。在咸平三年的一次考试中，进士诸科共计740多人获奖，而特奏名者更是900余人。此外，还从落榜生中补录500余人。此外，“特奏名”制度也是照顾老考生的恩赐，以鼓励他们继续努力。
由于这些措施，加上利好的刺激作用，使得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口迅速增长。据统计，在淳化二年的解试中，有10万多考生参与竞争，这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金榜题名的一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