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扩招政策是其录取制度的核心。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对科举不公表示了关切，并提出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种“别试”制度后来成为了特准“官二代”的一种特殊待遇。
宋朝在追求公平性的同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确保录取名额向平民、庶族倾斜。这包括了科举的平民化，使普通学子有更多机会出人头地。此外，宋朝还大幅增加了录取名额，以扩大教育体系的规模。
实际上，宋初期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的进士数量仅为一二十人。但随着太宗赵光义登位，他大力推动了人才选拔工作。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一次考试中，有109名进士、207名诸科及格者，以及特奏名和诸科赐同进士出身者的共计500余人被录用，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纪录。
赵光义曾经表达过他的期待：“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说明当时选拔人才的情急程度。当年的应试人数超过5300余人，而按照赵光义提出的10%左右的比例进行录取，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人才选拔标准。然而，这种快速的人才投入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如宰相薛居正认为，“用人太骤”。
事实证明，即使如此快速的人才选拔，也能够产生显著效果，如咸平三年那一次，当年就有740多名进士诸科及格者，其中特奏名900余人，此外，还有350多名前河北地区参加过考试但未能及格者获得补录机会。此外，从落榜生中再次补錄500多人的做法，也体现出了宋朝对于优秀人才的大力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特奏名”这一政策，是一种照顾长期未能通过科举考试而又具有潜力的考生，其本质是一种破格提拔或恩典之选。由于这些积极措施，加上利好的社会环境，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金榜题名的一段时期。在淳化二年，就有超过10万人参与解试（即预备考试），展现出社会对于知识分子的渴望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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