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和录取政策是十分重视的。根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的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曾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态度：“贡举谤议，前代不免。朕今召所谓势家子弟者，别坐就试。”这便引发了“别试”的制度，即特为势家子弟设立专门的考试。
为了确保录取的公平性，宋朝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倾向于选拔平民和庶族学子，使普通学生也有机会出人头地；二是扩大名额，以增加被录取的人数。
实际上，在宋初期，每年的进士数量并不多，只有十余人。而太宗赵光义登基后，大幅提高了录取标准。在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共计录取500余人，这在当时是一次历史性的高峰。
据记载，在那一年参加考试的人数超过5300余人，而赵光义提出了10%左右的录取比例，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标准。当时大臣薛居正提醒说：“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但事实证明赵光义扩招人才具有先见之明，那些被选中的学子中包括后来成就显赫的大臣，如吕蒙正，他以第一名进士闻名于世。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是宋朝最大的一次科举选拔，当年的进士诸科共有740多人，其中特奏名达到900余人。此外，还补录落榜生500余人，“特奏名”制度允许那些未能及格但已应试十五次以上者直接获得本科出身，是一种照顾性的“破格录取”。
由于錄取率較高，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金榜题名的一個時期。在利好刺激下，加上无限可能，无疑吸引了大量考生参与。据统计数据显示，只是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人数就突破10万。这也反映出社会对于科舉成功意义深远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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