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入探究宋朝名将通判的历史背景和职能作用时，我们发现，最初设立通判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监察知州、知府，确保地方官员不敢有专横之举。《历代职官简释》中瞿蜕园的论述准确反映了这一点：“宋代初设通判之时，职权几与知州、知府无异，名为佐官，实际是共同负责，即使是监视者。”
通过查阅《宋史·职官志》，我们得以更全面地了解通判这一重要职位。在七世纪的记载中提到：“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将刑部郎中贾玭等充任诸州通判。”建隆四年，又有命令规定“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这表明，当时对地方行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防止地方军阀专横。
《宋史·职官志》一中的记载更为直白：“外官则惩五代藩镇专恣，不仅用文臣知州，还设立了作为副手的通丹，以此来监督他们。”这里明确指出了设置通丹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针对唐五代时期的地方军阀专横行为。
在关键时刻，皇帝往往会亲自选拔或指定紧随其后的人物来担任这项任务。例如，在赵廷美被贬房州期间，太宗选择了阎彦进担任房州知州，而袁廓则被委派为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相当于今日的一种特殊使命）。这些人通常拥有较高的地位和信誉，是皇帝心腹大员。
当吴越王钱儒归国的时候，他曾经担任过楚州知事，因表现优异而受到太宗高度评价，每次宴席都给他特别安排座位，这体现出他的特殊地位。此前他已经担任过郓州知事，因此再次成为房州市域内的一名统治者，可以说这是一个“降级”但同时也是一个升迁，因为他承受的是一种特殊使命，一种皇帝的心腹身份。
直到赵廷美去世之后，袁廓才从这种特殊状态中解脱出来，被调回朝廷，并晋升至三司大法官一职。这段历史显示出尽管系统设计完善，但任何制度执行久远都会遇到问题需要调整。就像赵匡胤所言，没有绝对的事情，只要想掌握一切，就看你是否愿意去做。
总结来说，无论如何看待这个角色，它都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存在，有时候可以是一个副手，有时候又是一只眼睛；有时候可以是一个辅助者，有时候又是一个监视者。这也正如同赵匡胤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实现，只要你愿意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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