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后，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扎根本土的是关陇豪右集团，便是他主要的争取对象。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宇文氏，在短短三十多年间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
商鞅变法后，加强耕战立国之策，使秦国实行军功换取富贵政策，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相对，无人能敌。此外，由于国家从农民家庭选择体格强健者充当士兵，不给他们提供薪水，只需自备战争必需品，这种制度既保留了一部分土地用于耕作，也避免了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
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为其存在提供基础。不过尽管如此，小农经济本身就是脆弱且容易被兼并，这导致国家失去了实际掌控。而这些兼并问题在隋朝及唐初盛行，是由于特权阶级和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自身固有的弱点所致。
在隋朝及唐初，大量土地掌握在国家手里，如山东、河北地区，以新近依附之地身份稳定考虑，没有进行强硬改革，而授田制度只能作为形式存在。而关陇地区因长期战乱的地主经济发达程度有限，所以土地较为集中掌握于国家手中的情况更易维持均田制度稳定运行。
虽然府兵来源史料有缺，但根据《新唐书》，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443处占四分之三以上，可以看出这三个区域对于府兵来源至关重要。如果连这几个关键地区都不放弃，那么隋朝皇帝宁肯挨饿也不迁都洛阳这一现象便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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