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西魏与东魏在河南省境内的邙山爆发大战,该战役对宇文泰及关陇豪右集团产生深远影响。宇文泰在这场惨败后,并未因此放弃,而是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迅速灭亡了北齐,将其统一之下。
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以耕战立国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者的不二法门,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小农经济被迫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使秦国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可以比拟。
另一方面,其制度依赖于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即便如此,也存在兼并问题,这种兼并既源自特权阶级,又源自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自身脆弱性所导致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前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较发达,加之这些地区新近依附之地,因稳定考虑,不进行强硬土地改革,所以授田制度只是一种形式。而关陇地区由于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无力抗衡国家力量,大部分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便能维持均田制度稳定运作。
从府兵来源史料来看,有缺,但可以借助《新唐书》的记载来推断:全国折冲府共有566处,其中关中的数量占四分之三以上,是府兵主要来源。此即说明隋朝以后的汉族王朝特别注重这一点,因为它构成了他们政治和军事基础。但若移居到另一个区域,那么这些关系就会被打破,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使得频繁迁徙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再加上物资运输的问题,更是不易的事宜。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那时候的人们宁愿承受一些苦难,也不会轻易改变现状。这正如我们今天提到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如果做得不好,就会引起民众的大量反对,因为人们习惯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安感。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这些都是古代王朝为了维护政权稳定的无奈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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