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末民初的混乱时期，张献忠以杀人如麻著称，他是否仅仅是屠川真凶还是清军的替死鬼，这个问题一直被历史学者们所争论。根据史料记载，四川人口在明朝万历六年曾达到三百一十万二千七十三人，但到了清朝顺治十八年，只剩下八万人。这段时间内，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众说纷纭，有些认为是张献忠的大规模屠杀造成的，而有些则认为还有其他因素。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七·流贼传》中记载了张献忠对四川大规模屠杀的情况：“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伪官朝会拜伏……刑者抵死。”这份文献描述了张献忠极其残忍的手段和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大肆虐待。
然而，也有现代学者的不同观点，他们认为虽然张献忠确实下令屠城，但这些行动主要是为了震慑百姓，以确立自己在四川的地位和权利。这类事件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是不可能的，因此必定有其他原因。此外，《明史》作为由清朝政府修订的一部官方历史，其部分内容可能存在扭曲和误导。
为了推翻张献忠，并将罪名全部安置给他头上，清军还制造了“七杀碑”的传说，说他在屠灭后还立了一座碑，以纪念自己的暴行。但1934年，一位英国传教士发现另一座与此不同的石碑，即“圣谕碑”，记录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六言圣谕”，即“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
一些可考证据表明，在清军统一中国期间，他们进行过多次大规模的屠城，如大败张献忠后、康熙三年夔东十三家义军起义以及三藩之乱时期。在《客滇述》中记载，“旗兵驱残民数千北走至绵州，又尽kill之”。而《圣教入川记》则提到：“此时四川已有复生之景象，不幸又值云南吴三桂之乱。”
从这些文献资料来看，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情形相反，是没有充分证据表明 张献忠就是导致大量居民死亡的人。他更像是代表着当时某种特定的政治动态或社会现象的一个符号。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他的身上，而应该考虑到更多复杂且深层次的问题，比如政治斗争、战争破坏以及社会动荡等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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