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44年的农历甲申年三月，李自成的军队攻破了北京，当时的崇祯皇帝已经35岁，他命令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然而，那些曾经在朝廷上慷慨激昂的东林党人，却早已逃之夭夭，只有太监王承恩陪伴着他。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上，一棵槐树见证了孤独的崇祯皇帝被吊死。
当时，有人评价说：“若魏忠贤还在，天下本不会如此。”文官们则冷漠地评论道：“授首，何足道哉！”崇祯对东林党怀恨在心，他感叹说：“朕非之君，诸臣尽为之臣。”
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时才发现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相。在明朝晚期，有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任何国家试图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或增加工商业税收，都会遭到他们利益代言人的坚决反对，并且这些行为几乎无一例外获得成功，这让他们更加确信自己的正确性。
“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心理法宝。而“农本商末”意味着你只能打农业主意，你想要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但要增加工商业税收就别想！“不言利，只言义”，这就是他们向政府和皇帝提出的理论，他们认为只要政府和皇帝讲义就好，而不要讲利，就显得不好。
明朝财政以农业税为主，而张居正改革重在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这自然触动了江南工商利益集团，在这个背景下形成了东林党。当张居正去世后，他们废除了这个制度。万历皇帝试图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但国库也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所以他把工商税收入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
通过精彩绝伦的演出，如“廷击”、“红丸”、“移宫”，东林党第一次掌握了朝政，他们迫使泰昌废除了各项工商税。当时中国各地区发展程度大不同，江南发达而几乎免交高额taxation；北方农民却难以忍受高额赋役，一遇天灾更是困顿至极。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不仅仅是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下的代表人物，他的小生意也是真实描绘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盛行的情景。他的故事透露出了那些为富不仁者的真面目。他除了正常经营方式外，还涉嫌偷窃漏报。他用关系网行贿，用50两银子蒙混过关，从而逃避300多两银子的应纳稅款。
事后，他又送了一份厚礼给钞关，大约只花100两银子来交待一切。此外，他还有其他手段，比如送酒席礼物给谢主事，以此来减轻失误带来的损失。最终，不管如何计算，都少交五六百两银子——国家吃亏，而不是得益，最大的获益者还是西门庆。
然而，在辽东战事紧张、国库空虚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一位魏忠贤。他找到了方法，让东林党的人交纳更多的钱，因此国库开始充足起来，每个地方都出现魏忠贤生祠。但是，对于这一切变化感到不安的是东林党。在崇祯死后，他们重新掌权，并立即采取行动废除所有形式上的工业和贸易课题。但最终，这种政策导致国家再次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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