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44年的农历甲申年三月，李自成的军队攻破了北京，当时正值崇祯皇帝35岁。那天，他让太监敲响紧急状态下召集官兵勤王的大钟。然而，在朝廷上曾经慷慨激昂的东林党人却一个也不见踪影，他们早已逃散了，只有太监王承恩陪伴着他。最终，崇祯孤独地吊死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上，一棵槐树下。
当崇祯被处决时，太监评价说：“若魏忠贤还在，那么天下的局面就不会这样。”文官则讽刺地说：“授首有什么可道哉！”崇祯皇帝对东林党怀恨在心，他感叹说：“朕非之君，诸臣尽为之臣。”
遗憾的是，在临终前，崇祯才发现东林党“偷税漏税”的真相。在明朝末期，有一个奇怪的情况，即任何国家加强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或增加工商业税收，都会遭到他们利益代言人的坚决反对，并且几乎每次都能成功阻止这样的政策实施。这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于自己的正确性信念，“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成为了他们无往不胜的理论基础，而“不言利，只言义”则是他们对国家政府和皇帝的话语，这意味着你只要说点义理就可以了，说利益就不好听。
明朝财政最初以农业税为主，但张居正改革后重点从征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税。这自然而然触动了江南工商界集团，从此形成了一股力量——东林党。当张居正一去世，他们废除了这个制度。想要逃避税收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万历皇帝知道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既无法满足国库需要，也难以忍受农民负担。他仍想方设法从江南资本家那里收入额外资金，因为内库管理户部只接受农业税，而万历将工商业税收入至内库，这就是所谓的万历贪财之迷。而实际上，是通过“廷击”、“红丸”、“移宫”三案精彩演出，东林党第一次把持朝政，并迫使泰昌废除各项工商业税收。
当时中国各地区发展程度和不平衡情况显著不同：江南发达而几乎免交高额稅款；北方农民却因高额稅赋水深火热，更因灾难导致食不果腹。在这种背景下，《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展现了一种广泛流行于成化之后晚明社会中房中术和性享乐主义风潮的一员，同时他的故事也真实再现了晚明江南市井贩鬻逐末营利的心态。
西门庆除了正常经营方式，还涉嫌偷逃大量货物按照《第八十一回 韩道国拐财远遁汤来保欺主背恩》记载，每进一万两银子的绸缎应纳300多两银子，但通过关系网行贿50两银子得到了钱老爷的人情书信，最终仅交纳35两5钱银子蒙混过关。此外，他还需送出厚礼给钞关。大约连交纳 税款带送礼只花100两银子。韩道国船上的货物来自南京，用同样的手段又花费100两银子行贿备酒席礼物送给钞官谢主事，以至于至少漏缴五六百两银子——这场景中国家损失最大的是国家自身、得益最大的是西门庆自己。
然而，就在这个背景下魏忠贤出现，与其合作解决问题，将长期空虚国库的问题缓解，使得各地开始出现魏忠贤生祠。但同时，对于这场景变化感到不安的是东林党成员们，他们渴望复辟旧日光荣的时候。当天启驾崩后，由于崇祯站在与其立场相同的地方，再次掌权 东林势力欲杀害魏忠贤，却只能让他守陵待罪，最终忧愤而死，被厚葬。随即由此重新掌控权力，又迅速废除所有相关工商制定法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