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中，最早的易服者是沙勿略神父，他这个大胆决定，是基于他对日本社会及其文化传统有深刻体验。刚到日本时，沙勿略仍然保持穿一个欧洲修道士传统的服饰习惯，他从未脱下过象征圣洁的黑色修道服。
随着时间的推移，利玛窦也在中国进行了类似的易服行为。他不敢直接回答来中国的目的，而是解释说：“我们是从遥远的西方而来的教士，因为仰慕中国，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这里侍奉天主。”为了上帝争取人心，这位意大利耶稣会士多次易服，以适应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交流。
戚印平教授指出：“利玛窦易服的一系列细节，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极具象征意义。这位意大利神父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还包括他们未必明确意识到的思维方式及行为规范。他的‘合儒、补儒’并非初衷，但这正是为了能够融入中国官僚社会，并为上帝争取更多人的信仰。”
通过学习汉语和采用本地风格的人物装扮，如儒家祭祀礼仪中的长袍与帽子等，他们成功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并以此作为吸引当地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手段。在异国他乡，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这些外表上的装饰物就有助于提高他们威望，为宗教活动提供了一种新的形式和语言，从而实现了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然而，这些努力并不容易获得认可，有些人甚至反驳这种做法。但对于那些追求更高理想的人来说，这种调整和改变成为了通向更广泛影响力的关键一步。正如洪若翰神父所言：“传教士生活在这些不信我主国家里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了上帝争取人心。他必须按照这个目的来调整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一切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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