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阅了《宛署杂记》的第十七卷上字民风二时，我发现了许多关于明代万历年间的老北京方言的记录。这些话语让我意识到，许多我以为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词汇，其实是燕赵之地自有的方言，这一点非常有趣。
父亲问道：“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大，一个是别（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记得？”父母称呼自己的儿子为“哥哥”，女儿为“姐姐”；这两词虽然存在，但作为父母称呼自己的孩子用意应该消失了吧？
代替人叫“挂搭僧”–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叫“乌卢班”—-这个没听说过。话不诚叫“溜达”—这说法也没了吧？不理（人，应该是不搭理人的意思）叫“臊不答的”–这个有，连我这北方人还偶尔用呢！
物不新叫“曹”—这个？满叫“溜沿儿”—嗯！比如往杯子里倒水，当水满极致就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我的北方还有一个方言，“浮溜浮溜的”。
有头无尾叫“齐骨都”—完全不懂哈。不齐整叫“零三八五”—这个懂。水桶被称作“稍"—这个也有哈。
老鼠被称作“夜磨子"—这个没听过啊，北京人呢？
通过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和地区的人们使用的一些古老语言和习惯，它们在时间中留下了一片片文化遗迹，让我们能够一窥当时社会生活的情景。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是不可多得的人类文化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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