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珍贵资料。原来，我误以为许多词汇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而非燕赵之地自有之语，颇为令人惊讶。
父亲提起旧事：爹，还有两个古老说法，一为“大”，一为“别”（平声）—后两者谁能忆起？在父母口中，儿子被称作“哥哥”，女儿则被称作“姐姐”；而作为父母对孩子的呼唤，这种用意似乎已不复存在了吗？
代替人说话，被形容为“挂搭僧”这意味着什么？不明白的是，“乌卢班”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对于不诚实的人，我们过去会这么说：“溜达”—但这句话早已消失无踪了吧？
当人们不理睬他人的话时，我们会叫他们：“臊不答的”—这个词在我这里还常用呢！若一个人不是很上心，不着急，那就被形容为：“疲不痴”—看来这也是一种现代常见的话语。
物品如果不是新鲜，就会被称作“曹”。比如杯子里倒水到满点，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我的北方还有一个古老表达方式——“浮溜浮溜的”。
如果一件事没有头尾，只剩下骨架，我们就会说它是：“齐骨都”。至于那不可一世、却完全缺乏整洁的事物，则被形容为：“零三八五”。
此外，水桶我们叫做“稍”，而老鼠夜行时则被形容为“夜磨子”。不过，对于这些古老表达，我还是有些陌生和好奇。那么，在北京，这些旧日语言依然有人使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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