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宛署杂记》时，我偶然发现了第十七卷中记录的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这些话语我原本以为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但原来它们是燕赵地区自有的特色语言，颇为有趣。
父亲问我：“还有两个说法：一个大，一别后两个方言谁记得？”他用“哥哥”称呼自己的儿子，用“姐姐”称呼女儿，而这些词汇在现在似乎已经不再作为父母称呼孩子的用法。我们还有一种说法，“挂搭僧”，这意味着什么？我也没听说过“乌卢班”的概念。
如果说话不诚恳，我们就叫它“溜达”，这个说法是否还存在？而对某人不理睬，我们则会用“臊不答的”来形容，这个词汇在北方人中仍旧使用着。如果事情不紧迫，我们就说它“疲不痴”，这种表达方式至今仍有人使用。对于物品若非新鲜，则被形容为“曹”。比如倒水到杯子的极限，人们就会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我的家乡还有一个独特表达方式，“浮溜浮溜的”。
如果一件事物缺头无尾，我们就称之为“齐骨都”，这是怎么回事？而如果东西又脏又乱，就可以形容为“零三八五”。此外，水桶在我们这里就是所谓的“稍”。至于老鼠呢，如果人们提到它，那可能就是因为它夜里磨牙的声音，如同夜磨子一般。我想知道，在北京，这样的表达有没有？
通过这样的交流，我更加意识到了地域文化和历史背景如何影响我们的日常语言和生活习惯。在探索这些古老的话语背后的故事时，我仿佛穿越回到那个充满诗意与韵味的大明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