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字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多种表达。原来以为这些词汇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产物，却意外地发现它们是燕赵地区自有之语，颇具研究价值。
父亲提到：“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大，一另（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还记得？”在父母口中，“哥哥”称呼儿子，“姐姐”称呼女儿，这两词虽存在，但作为亲属间称谓，用途已显渐淡。
代替人说话被形容为“挂搭僧”，这意味着什么？不明白就叫“乌卢班”。若话不诚实，便被形容为“溜达”，这种说法是否已经消失？
对待别人的态度若是不理则被称作“臊不答的”，这个用法我也曾耳闻。在我这北方人中，也偶尔会使用。对事情不上紧便是“疲不痴”，这个用法依旧流传至今。
对于事物久远而无新意，被形容为“曹”。比如水杯里倒满水时，最多也就是这样，不必再倒了，都溜沿了。而在我的故乡，还有一种表达方式，即使头部没有完全遮住，也能表示出一副悠闲自得的样子，那就是“我都浮溜浮溜的”。
如果是一首诗或文中的开头未完毕，则被形容为“齐骨都”。反之，如果文字散漫、结构混乱，就可以说它像零三八五一样。水桶便可直呼其名——稍。而老鼠夜行时，被人们形象地比喻为夜磨子。不过，在北京，这个比喻是否广泛使用，我也不太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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