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翻阅了《宛署杂记》的第十七卷，发现里面记录了许多关于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信息。原来很多词汇，我以为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其实它们是燕赵地区自有的方言，这真是很有趣。
父亲问我：还记得这两个说法吗？一个是“大”，一个是“别（平声）”。在家里，我们叫儿子“哥哥”，女儿“姐姐”；但这些称呼作为父母对孩子的称呼，应该已经不再使用了吧？
我们还有一种习惯，用来替人说话时会叫对方为“挂搭僧”。这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乌卢班”这个词，我从没听说过。
如果话语不诚恳，我们就说它“溜达”。这个用法也已经消失了吗？而不理人的话，就被称作“臊不答的”。连我这种北方人偶尔也会用到！
若是不上紧，不着急，不在意，就可以说自己是“疲不痴”的。这一句话现在仍然有人用。
对于物品，如果觉得它没有新鲜感，就可以形容它为“曹”。比如水杯里倒满水到极点，可以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
我的北方还有一个方言表达方式，“浮溜浮溜的”。
如果某事物有头无尾，就可以形容它为“齐骨都”，完全搞不懂这怎么回事。而且，还有个词，“零三八五”，意思是不齐整，这个我明白。
我们还有一些特定的名词，如把水桶叫做“我稍”，而老鼠则被称作夜磨子。不过，在北京，这个名字似乎并不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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