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翻阅《宛署杂记》，发现第十七卷中记载的“字民风二”章节，详细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方言的多种用法。原来以为这些表达是由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但实际上，这些都是燕赵地区自有之词，颇具特色。父亲提及：“爹，还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大，一个是别（平声）—后两个方言谁能记得？”父母称呼儿子为“哥哥”，女儿为“姐姐”，但作为亲属称呼的用途应该随着时代变迁而淡出。
代替人称谓时会使用“挂搭僧”这一词汇，这意味着在日常交流中借用或模仿他人的语言表达。在一些场合下，人们可能会被叫作“乌卢班”，这可能源于某种特定的文化背景或习惯。不诚实的话语被形容为“溜达”，这种说法虽不再流行，但仍可见一二。而对人不理睬则被形容为“臊不答的”，这在我北方也有所体现，不急于做事则被称作“疲不痴”。
物品若无新鲜感，则可称之为“曹”。如往杯中倒水至满，即告知别再倒，说：“已经溜沿了。”此外，我家乡还有类似的表达方式，如“你浮溜浮溜地说话，那样好听。”
若话语开头没有结尾，便被形容为“齐骨都”。反之，如果缺乏整齐划一则又可称之为零三八五。这让我对这个概念有些困惑。至于水桶，我们通常也会这么叫。但对于老鼠却有个独特名辞——夜磨子。我想知道，在北京是否还有类似的方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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