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阅《宛署杂记》，我偶然发现了第十七卷中的“字民风二”，这段文字记录了明代万历年间老北京的方言。我原以为那些词汇是满清北方带入北京的，但实际上它们是燕赵地区自有的语言，真是令人感到新奇。
父亲提到，还有两个说法：一个大，一个别——后两个方言谁能记得？在家中，父母称呼自己的儿子为“哥哥”，女儿为“姐姐”；然而，这些词汇虽然存在，但作为父母称呼孩子的用意现在应该已经消失了吧？
代替人说话叫做“挂搭僧”——这是什么意思？不明白的是，“乌卢班”这个词怎么解释呢？说话不诚实就被叫作“溜达”—这个表达也已经过时了吗？
不理人就被称作“臊不答的”——这个确实有人用，即使是我身处北方，也偶尔会使用这种表达。不要着急或者没有太多关心的事情，就可以说是“疲不痴”。物品如果不是新的，就会被形容为“曹”。
倒水的时候，如果杯子已满，就会说：“别再倒了，都溜沿了。”我的北方还有一个类似的表达方式：“浮溜浮溜的”。如果某事物只有一部分，而不是完整的话，就可以形容为“齐骨都”。而若是不齐整或乱七八糟，那就是“零三八五”。
此外，水桶还可以叫做“稍”，而老鼠则被比喻成夜间磨盘。但我对这样的比喻并不熟悉。那么，在北京这样一座城市里，这些古老的方言又该如何传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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