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时代，地方的真实情况难以一一了解。明朝时期，商业经济虽然有所发展，被人誉为“资本主义萌芽”，但相比宋代，其商业化程度仍显得落后。整个明朝，“铸钱千万贯”只能等同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这一时期，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手段，将社会组织简化，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找不到恰当处理之道，便强调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以现代眼光看，这些问题本应通过民商法律解决，却被归结到道德价值上，用简单的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取代法律。明帝国全力以赴文人化，每处都以道德伦理自居，这种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虚伪与不切实际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点。正是如此，这便是明代全面抛弃技术，以道德替代法律的必然结果。在这样的背景下，晚明时期的人们生活中充满了假象与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反过来加剧了对技术创新和法治建设的需求，但却因为缺乏有效的手段而无法得到满足，使得这个时代更显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