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明时期，地方的实际情况如户籍、土地和物价等因其复杂性而难以全面掌握。尽管商业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被视为“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志，但相比宋代，其商业化程度仍显得迟缓。据统计，整个明代的铸币量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总量，这揭示了晚明经济的低迷状态。
政府在放弃对商业活动的直接管理，并简化社会组织机构的情况下，面对日益复杂的问题，却缺乏有效的手段来解决。因此，它们倾向于加强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以此作为处理社会纠纷的主要手段。这一做法从现代角度看，更应该依靠技术手段，如民商法律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地依赖道德观念如尊卑、长幼、男女等来约束人们行为，用道德替代法律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
由于帝国被文人阶层所主导，满足于以道德伦理为基础，这样的国家体制使得虚伪和不切实际的情绪达到了历史上的新高峰。在这种文化氛围中，不仅是政治决策者，也包括普通百姓，都将道德信条奉为圭臬，以至于无法区分真实与假象。这正是明朝全面放弃技术进步，以过度强调道德标准为代价所付出的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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