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讲过，崇祯帝朱由检的心理健康问题，他的性格阴沉多疑，对谁都怀疑，只相信自己。据统计，他执政期间更换了十一个刑部尚书、十四个兵部尚书，杀掉总督七人，迫死一人。这其中包括袁崇焕、熊文灿、杨镐，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重臣。当他一旦对某个人生疑心，那么就不留余地地要杀之无赦，不管对方是不是国家栋梁。他如此行事，无疑会让国家走向崩溃。
崇祯不仅杀人，还要加以凌辱和示众，比如对袁崇焕，不仅在街头凌迟，还号召百姓来分食他的肉，其家属被流徙三千里，并抄没家产，从此消除在世上。
袁崇焕是一位忠勇的将领，以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著称，但因一封反间信，他的功绩便化为乌有，被定性为叛臣，最终遭致极其凄惨的死亡。这样残暴的手段，让人们看到了皇帝的弱智与残忍，也预示着他们自己的命运。在这样的环境下，大臣们只能选择逃生，因为面对灭绝人性的白色恐怖，没有任何前景，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忠孝思想熏陶的大臣，他们不会轻易背叛，更明白将来会被史官写进“二臣传”。然而为了自保和家人的生命，他们不得不寻找生路，这个生路就在清朝提供给他们的一份厚禄中。一方面，他们看到清朝没有随意杀大臣的混乱；二方面，他们看到早年投靠清朝的人，如范文程、李永芳等，都得到了重用，有的是还结了亲。大清这种手腕，与崇祯“杀kill kill”的方法相比，要高明得多。
因此，在心理上被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大臣们，都在寻找逃跑或弃暗投明的机会。他们渴望生存。
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降伏于清军；同年的四月，尚可喜也降伏；而到了十二年四月，洪承畴在松锦战役中被俘并降伏。大清真诚之心，在祖大寿身上体现得尤为典型。他先是在1631年的大凌河之战中降服，但后又逃往锦州与清军对峙十年后，再次在松锦战役中败北时再度降服。皇太极接受了他，并委任他总兵衔。祖大寿深受感动，为吴三桂后来的投敌打下了思想基础。
从此以后，大量明朝将领及官员开始投靠大清，其中包括沈志祥、孙可望等120多名参将以上人物。一旦投靠，便可能获得品级高达至一级大的封号，或直接授予王公爵位，一些甚至直到满洲末期仍然能够保持家族财富和权力。这批人都是无偿送给清朝的大礼品，而是否叛变，则取决于时代背景下的道义与利益考量。在这个转折点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里，每个人都必须做出选择，将自己的命运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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