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儿子永乐帝朱棣，在燕王位上通过，推翻了建文帝而登上宝座。这位皇帝对历史的唯一贡献大约只能算是修了《永乐大典》，而其残忍与阴损刻毒，与朱元璋相比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永乐的皇位来得不正，这是天下都知道的，但刀把子出政权，当他一旦推翻了他那个文弱倒霉的侄儿，遂开始报复性地建文手下的臣子们。这些“奸恶”，有的被剥皮，有的被油炸，死得花样别出而又痛苦万状。即使如此，仍是难以消解永乐心中的愤怒，余下最阴毒的一招就是将这些“奸恶”的妻子、女儿、姐姐、妹妹，一律罚做官妓。
做了官妓还不解恨，因为按大明的制度，官妓们是坐在妓院里静候嫖客上门的。想必那时官妓的生意不太好，加之永乐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便灵机一动，将这些奸恶者的女眷送到兵营去，“转营奸宿”，也就是一个军营接一个军营地巡回，以便能有尽量多的人她们。史料中记载：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大内奏：‘齐泰妹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一人身孕。一切但令为小龟奴作，小龟奴三岁女子，即令长成便淫贼材耳’。”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其夫茅大芳妻张女年五十六亦送教坊司。”
两道圣旨，看得人心里发毛，其中提到每夜令二十多条汉子奸宿一个家破人亡的苦命妇人，一旦死了，则抬去喂狗；才三岁的小女孩，就决定她长大了“便是个淫贼材儿”。
终其明世，从太祖朱元璋开始，这种残忍一直不曾断绝过，它竟然如同传家宝一样在这个猥琐而歹毒家族中流传。大明以前，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克制还保持着一定程度，但到了大明，这些自由度没有了，即连人格尊严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损伤。
除了屡次外，便是那发明于朱元璋的大廷杖——当场脱裤打。这一处分方式原本始于东汉，而到了朱元璋手里，却成了常刑。这一种刑罚，不仅可以根据皇帝的心愿或者把人打死或者把人打残，还能最大程度地羞辱受刑者，使他们从精神和肉体两个方面来使受刑者痛苦不已。而这些受刑者，大多数是极力推崇理学的大儒，他们的事情真是这样的荒唐。
开国大将朱亮祖，被置于廷杖并同其子一起当场活活打死，是这一新刑罚首个受用者。此后两百多年间，在宫门外痛打文武百官的情况反复发生，最著名的是嘉靖时期因议礼之争事件，当场就有十八名高级官员被杀害，并且还有许多人的裤腰带被割掉，用以示众惩戒。在这期间，大臣们经常因为一些言论或行为，而遭到廷杖甚至致命伤害，有些案例甚至令人咛舌无言，如施行凌迟等酷刑的情况，让人们不得不怀疑是否真的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
然而，在更后的时间里，无论是在法律还是实践层面，都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与挑战。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发展差异，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个人权利保护的问题。虽然这种暴力行为在欧洲已经逐渐减少，但它却依然持续存在于中国某些地区，那里的统治阶层似乎并不认为自己的暴行会引起公众反感或国际谴责，而且他们相信这样做能够维护秩序并防止叛乱。但随着时代变迁和思想观念的演变，这种野蛮的手段最终变得不可持续，并且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结构崩溃。在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一个深刻启示：只有通过不断探索和完善法律体系以及提升公民意识，我们才能构建更加公正、平等和谐的地球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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