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杨士奇（1365—1444），名寓，字士奇，号东里，江西泰和人。因居地所处，时人称之为“西杨”。在“三杨”中，我以学行见长，先后担任《明太宗实录》、《明仁宗实录》、《明宣宗实录》总裁。
据《明史·艺文志》记载，我著作主要有《周易直指》十卷，《三朝圣谕录》三卷，《西巡扈从纪行录》一卷，《北京纪行录》二卷，《东里集》二十五卷，诗三卷。明人王世贞对我的诗评论说：“少师韵语妥协，声度和平，如潦倒书生，虽复酬作驯雅，无复生气。”大致概括了我的诗文特征。
我年幼时，因家庭贫寒父亲早逝，更为孤儿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我随继父曾改姓罗。严酷的生活环境造就成我勤奋好学、坚韧不拔、宽容严谨的优秀品格。我曾在湖广江夏等地授徒自给。
建文元年（1399），朝廷准备修撰《明太祖实录》，从社会上征集文人参加。我因学行出众属于应征之列。在此契机下，我以布衣身份进入翰林院，从编纂官到内阁官员，不久被提拔为吴王府审理副，再次晋升为翰林院侍讲参与国家的大政方针。
永乐二年（1404），朱棣选拔我辅助皇太子，此时与后来的皇帝结下难得的师友之缘。不久，我晋升左中允，并辅助左春坊大学士承担太子的文件往还及学习事务，同时兼任翰林院侍讲，为皇帝讲读经史。此时朱棣对《周易》的情有独钟，对我格外尊宠，使我的仕途充满阳光与鲜花。
然而，在天有不测风云的情况下，我仕途一度出现坎坷。朱棣即位初期长子朱高炽、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争夺皇太子之位，最终确定长子为皇太子，但由于次子的谗言，有意找寻皇太子的过失向我询问。当时无意中表彰了朱高炽宽厚仁爱的个性，让他顺利地度过了自己从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去世，由于其去世后的第二天，只有新即位的皇帝和张辅、我三人仍着丧服上朝，因此新君对我们更加敬爱逐步提拔我们至首辅一职，并开始直接插手六部具体行政事务。此举填补了之前丞相制度废除留下的巨大权力真空，与新君关系极融洽，被赐予银印，上刻“绳愆纠缪”的格言，可以用此密奏有关贵族或胡作非为案件，对揭露贪污腐化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监国期间，当御史舒仲成得罪新君而想治罪时，我劝阻使言官敢说话。大理卿虞谦、大理少卿弋谦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新君，由于我的调解才没有获罪，让言路畅通，大臣们歌舞升平。这让我深知要让政治稳定，就必须让民间安康，所以一直主张改革，用实际行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恢复。当洪熙元年（1425）新的皇帝继位，是为了宣宗，他既具备父亲文才，又具备祖父武略，“三杨”继续留任内阁，他们定期觐见并讨论迫切的事务，以确保决策权掌握在他们手中成为桥梁控制政府运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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