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户口、田地和物价情况并不容易。到了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发展得很显著，被一些人称为“资本主义萌芽”，但即便如此，晚明在商业化方面仍远不及宋代。在铸币方面，整个明朝每年能铸出的钱数，只相当于北宋两年的总量。政府在放弃使用商业化管理手段，并尽可能简化社会组织机构的情况下，对于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找不到合适的手段，就对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加强了空前的关注。
用现代眼光来看，我认为明代应该通过技术手段，如民法与商法来解决的问题，却将其都归结到道德价值上去，用简单的道德观念如尊卑、长幼、男女等来处理问题，以此替代法律。由于帝国全面文人化，每处都以道德伦理为标榜，这种以道德作为国家基础的社会，其虚伪性和不切实际性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极点。这也正是明代全面抛弃技术，以道德取代法律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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