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知，了解地方的人户、田土、物价等实际情况并非易事。晚明时期，中国的商业经济虽有所发展，被誉为“资本主义萌芽”，但与宋代相比，其商业化程度仍显得逊色。明代整个时间里，“铸钱当不出千万贯”，仅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铸钱量。这一时期，政府放弃了商业化管理手段，将社会组织机构简化，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事务，却找不到恰当的技术手段来处理。因此，它们将问题转嫁到道德纪律和意识形态上，用简单的道德信条如尊卑、长幼、男女来解决问题，以此取代法律。明帝国彻头彻尾地文人化，处处以道德伦理为标榜，这种以道德立国的社会，其虚伪和不切实际也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可以说，这正是明代全面离弃技术，以道德代替法律的必然结果。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不得不思考，如果能用现代眼光审视过去，那么如何使用更有效的手段，如民商法律来解决这些问题？但遗憾的是，那个时代选择了另一种方式，即通过强调道德价值来应对挑战。这让我更加珍惜我们现在能够享受到的一些基本权利，比如法律制度下的公平正义，以及基于科学技术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加先进和理性的时代。
尽管如此，当我回顾历史的时候，我还是会感叹那些人的勇气和智慧，他们试图用他们所掌握的手段去应对那充满挑战的大环境。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他们那里学习，不断进步，而不是简单地批判或赞美过去。但同时，也不能忘记，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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