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徐枋，是一位明末清初的画家。我的父亲，徐汧，在明朝担任少詹事。我出生于江苏苏州，这里是我根深蒂固的地方。字号分别是昭法和俟斋、秦余山人。在公元1522年，我进入了这个世界，而在1694年，我离开了它。
十六岁的时候，我按照父亲的吩咐，跟随朱集璜学习。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最终在崇祯十五年中举人。我继续学习，在崇祯十七年，那个悲惨的一天，明朝覆灭了。我的父亲，以死殉国，这让我感到无比的痛苦和震惊。
当时，他说：“吾不可以不死，若长为农夫以没世可也！”但他并没有让我去跟随他一起赴死。我虽然没有像他那样，但我选择了一种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的忠诚。在父亲去世之后，我遁迹于山野田园之间，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我从不踏足城市，也从不参与政治纷争。
人们称呼我、宣城沈寿民和嘉兴巢鸣盛为“海内三遗民”。在这段时间里，我更加专注于读书学习，并且成就了一些书法绘画作品。我曾经寄给王士祯一个灵芝，为此，他还作了一首诗来纪念它。
尽管有时我与外界有所联系，但我总是避免与人接触。当时雎州汤斌巡抚江南后，他发现了我的住处。但即便如此，当他独自一人前往拜访时，我仍然避而不见。他坐在堂中诵白驹之诗，最终不得不离去。
后来，有人向我求画，即川湖总督蔡毓荣。但尽管回信并退还他的金钱，我依旧未给予他作画。这是我对他们态度的一种反映：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理解历史的人，所以不能理解我的艺术价值。而对于那些真正懂得珍视艺术的人来说，他们应该能够看到这些作品中的深意，不需要通过金钱才能感受到它们带来的影响力。
然而，因为生活贫寒，一次又一次地面临饥饿和疾病，最终导致两名儿女因饥饿而逝世。而自己则经常衣食不足，只能吃上一顿饭、一口糜粑或是一件苎麻布裙子。此外，还有一次大病，让我几乎丧命，但幸运的是有人救治了我，使得生命得以延续。然而，就在恢复健康之后，又卷入“逋赋”案件被迫四处躲藏，无家可归，这样的日子持续不断地折磨着我们整个家庭。
尽管生活如此艰难困苦，但是这种境遇并没有改变我的气节。一头驴成为我们的伙伴，它通晓人类的情感，每次需要换取必需品，我们都会放在驴背上的篮子里。那头驴每次都到达市门前停止，然后再返回，没有任何贪婪行为。人们惊叹道：“高士驴至矣！”然后，从篮子中取出书画加上我们所需的物品，再让驴返回home习以为常。这成了我们的日常模式之一，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我们也维持着一种尊严与独立性质的生活方式。
最后，在临近生命结束的时候，我坚定地说：“宋中丞甚知我，如果死亡发生，请不要接受其赙礼。”果然，当宋荦听闻消息后，他送来了棺材，但我们家的成员拒绝接受。在那个时代，由于经济条件有限，我们只能凑合办完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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