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中国与中原的肇端

（作者：何驽 、高江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晓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为了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自1978年起，经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近四十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都城性质、兴衰年代、社会组织、宏观聚落形态、精神文化等诸方面，均有很大收获。尤其是2002至2016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2013至2017年，陶寺遗址发掘与研究又纳入了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考古项目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项目”。

陶寺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以中国都城考古理念为指导，主要通过考古钻探、发掘，利用全站仪、航拍、磁力仪、探地雷达等现代化考古技术手段，结合考古年代学、动物考古、植物考古、古DAN、锶同位素、食谱分析、孢粉分析、陶器中子活化分析、植硅石分析、树种分析、冶金考古、人地关系与古地质地理环境复原分析、古文字分析、天文考古、精神文化考古、相关历史文献分析等等，不仅使得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同时也使陶寺遗址考古研究及时而深入，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陶寺早期遗址总面积约160万平方米，距今4,300至4,100年。以13万平方米宫城及南外侧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近10万平方米）构成核心区。宫城有结构复杂的曲尺形角门，宫城内已发现疑似“冰窖”附属建筑。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内已发现双开间半地穴式住宅。宫城东西两侧为普通居民区，宫城东侧有大型仓储区。宫城东南为早期王族墓地，已发掘王墓6座，随葬品在百件以上，出土有彩绘陶龙盘、彩绘陶礼器、彩绘木器、玉石钺、大厨刀、日用陶器等。大贵族墓数十座，随葬品数十件，包括石磬、陶鼓、鼍鼓等礼乐器组合，彩绘陶器和日用陶器。其余近千座小墓几乎没有任何随葬品。阶级对立状况凸显，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清晰。都城的结构与性质初步具备。

陶寺中期距今4,100至4000年，宫城继续使用，宫城内增建了若干宫殿建筑。其中最大的核心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其上至少有前后两座殿堂建筑。前面一座殿堂建筑，据残留的柱网结构计算，面积大约286平方米。下层贵族居住区小城废弃，但增建了面积至少280万平方米的外郭城。中期王族墓地与观象祭祀台被设置在约10万平方米的东南小城内。

陶寺中期王墓IIM22长5、宽3.7、自深7米，是迄今发掘考古发掘陶寺文化最大的墓葬，尽管遭到陶寺晚期报复捣毁，仍残留随葬品近100件，包括玉器、彩绘陶器、漆器、骨器、20片半扇整猪等。其中6柄玉石列钺不仅象征王权和军权，并与公猪下颌骨共同组成表达修兵不战的“上政”治国理念。漆圭尺及其圭表测量工具套，则表明圭表测量制定历法对于王权的贡献，以及1.6尺地中标准的发明对于陶寺王权正统地位与合法性的重要作用。

总面积约1700平方米的观象祭祀台，从中期外郭城东南小城内道南城墙Q6向东南方向接出一个半圆形夯土建筑基址，经过天文考古学研究发现，该建筑不仅是陶寺中期都城郊天祭日的宗教礼制建筑（公元前2100至2000年），而且其核心建筑构件由夯土观测点与夯土基础上很可能系石构的观测柱所构成的太阳地平历观测仪器，以遗址东北至东南方向7千米远的塔儿山（也称崇山）山脊线作为日出参照系，得到20个节令太阳回归年历法，成为陶寺王权重要的科学与宗教支撑，控制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同使陶寺观象台成为迄今考古发现世界最早的观象台，陶寺20个节令的太阳历是四千年前世界最缜密的历法。

手工业作坊区集中在陶寺中期外郭城的南部，约20万平方米，由工官管理，严密控制，主要从事特殊的石器和陶器工业生产。

陶寺城北有一处夯土基址，呈近正方形，面积约1400平方米，被多水的环境围绕。夯土基址台面上有三个呈“品”字形的柱洞，可称之为“泽中方丘”，具历史文献记载，很可能用于祭地。这个祭祀地祇的礼制建筑始建于陶寺早期，中期扩建，中晚期之际被局部破坏，陶寺晚期曾经重建与扩建。

有迹象表明，中期城址的普通居民区面积至少在20万平方米，主要设置在外郭城的西北。至中期，陶寺都城功能要件全部完备。

地质地貌调查分析表明，今南沟-大南沟在四千多年前是陶寺早期遗址的大道，横亘在宫城南边，西北-东南向延伸。今赵王沟-中梁沟在当时则是陶寺中期城址的中央大道，横亘在陶寺中期外郭城的中央，东南起自观象台附近，西北通往祭地之方丘，并有岔路联通外郭城带瓮城的北门。

陶寺遗址在晚期（距今4,000至3,900年）很可能被外族征服，遭到了残酷的、国家社会形态下特有的报复，本地政权颠覆，整体沦为殖民地，失去都城功能。在晚期偏晚某个时段，陶寺政权有过昙花一现式的复辟，宫城和城北祭地礼制建筑均曾经复建，并在宫城南墙东段，增建了一座城门。该城门带东西两翼墩台的兼具礼仪与军事防御特征的，开创了中国古代都城阙门制度之先河。然而不久，陶寺晚期本地政权最终被再次彻底翦灭，陶寺遗址被彻底废弃。

到目前为止，陶寺宫城内出土了3件朱书陶文，时代陶寺晚期，均写在陶寺晚期扁壶残片上。其中一个字符“文”字，学界多较认可，同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一脉相承。另一个字符我们释读为“尧”字，有3件重复字符，其中一件字符完整，两件残断，对其释读还有邑、昜、唐等不同见解。陶寺中期贵族墓葬IIM26随葬农具骨耜上契刻单字“辰”字，很可能是“农”字的初始字。显然这些字符都与商周甲骨文和金文有着明显的传承源流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汉字最初的发轫很可能在于陶寺文化。

陶寺遗址出土了5件红铜铸造器物，包括陶寺中期核心宫殿建筑夯土地基内的铜盆口沿、晚期地层单位出土的铜铃、齿轮形铜器、铜环、铜蟾蜍，均属于礼仪用器，成为中国青铜铸造礼器文明的奠基。

此外，区域考古调查结果表明，陶寺都城至少被南北两个遗址群拱卫，各由一个200百万平方米超大型地方中心聚落统领，从整体上构成5级聚落等级、4级社会组织层级的国家社会组织结构，并且存在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陶寺文化的国家社会形态完全具备。

陶寺遗址以其最齐备的都城功能要件、中国最早的宫城-外郭城双城制都城制度、礼乐制度、宫室制度、最早的汉字、最早的红铜铸造礼器群、世界最早的观象台、圭表仪器等等，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形成的集成点和起始点，黄河中游地区最早的国家， 成为“中国”——地中之都、中土之国概念的肇端，中原观念诞生伊始。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