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南朝学校教育

晋元熙二年（公元４２０年），刘裕代晋，建立宋政权，开南朝历史之先河。此后的１７０年里，又历齐、梁、陈三朝，合称为南朝。

宋武帝刘裕即位后于永初三年（公元４２２年）下诏拟建国学，并任命范泰为国子祭酒，征裴松之为国子博士；范泰还着手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措施，但由于武帝很快去世，未能具体实施。宋代国子学的建立是在文帝元嘉十九年（公元４４２年）。此年文帝下诏 大启庠序 、 广训胄子，并要求鲁郡修学舍，采召生徒，并重新整修孔子坟墓，蠲墓侧数户以供洒扫，并种松柏６００株。次年国子学正式开学。著名学者何承天 以本官领国子博士 ，太子于国子学讲《孝经》。文帝父子对国子学十分重视。元嘉二十二年（公元４４５年） 太子释奠，采晋故事，官有其注。祭毕，太祖亲临学晏会，太子以下悉豫 。元嘉二十三年（公元４４６年）九月，文帝车驾幸国子学，策试诸生，答问凡五十九人，并于次月赏赐教授和诸生。在刘宋的学校教育中，门阀气味有所减弱。如寒门出身的苏宝，在国子学中为《毛诗》助教， 为太祖所知，官至南台侍御史，江宁令。元嘉兴学确如沈约所评 亦一代之盛也。可是因宋魏战争，元嘉二十七年（公元４５０年）国子学随废。

至孝武帝时，政局又略为稳定。大明五年（公元４６１年）五月孝武帝 起明堂于国学丙已之地，八月又下诏 来岁可修茸庠序，旌延国胄，但孝武一朝学校教育始终未掀起。宋明帝泰始六年（公元４７０年）设立 总明观 ，这主要是一个藏书和研究性的机构，尽管也 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举士二十人，但教学工作不占主要地位。 总明观 设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阴阳学因无其人而取消），继续了文帝的分科教授制度。

南朝学校教育的一大特色是专科学校的建立。专科学校萌芽于宋文帝时期。针对当时官学荒废的状况，文帝征集各地名师集于京师，开馆于鸡笼山，各聚生徒，命何尚之立 玄学 ，何承天立 史学 ，谢元立 文学 ；文帝还征庐山处士雷次宗开馆于鸡笼山，学生数百人，命会稽朱膺之、颖川庾蔚之 并以儒学，总监诸生。此后南齐亦设律学博士。梁武帝天监四年又设律学专科学校，设律博士一人。这种分科教授制度打破了我国传统的以经学为唯一课程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是隋唐专科学校发展的萌芽，乃至为后代分科大学之权舆。刘宋地方学校无定制，一般为地方官自行创办，如何尚之为丹阳尹 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东海徐秀、庐江何昙、黄回、颖川荀子华、太原孙宗昌、王延秀、鲁郡孔惠宣，并慕道来游，谓之南学。还有一些地方学校属硕师宿儒在地方创办的私学。

宋升明三年（公元４７９年），宋相国、齐公萧道成代宋立齐。萧道成本人少年时曾就学于名儒雷次宗， 治《礼》及《左氏春秋》。即位后于建元四年（公元４８２年）春下诏精选儒官，广延国胄，以志兴学。建元四年诏具体规定国学 置学生百五十人，其有位乐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还，取王公已下至三将、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领护诸府司马谘议经除敕者、诸州别驾治中等、见居官及罢散者子孙，悉取家去京都二千里为限。 国学设祭酒（官准诸曹尚书）、博士（准中书郎）、助教（准南台御史），入选者以经学为先。但是建元兴学未及一年即 以国哀故，罢国子学 ，南朝学校兴废之快于此可见一斑。齐武帝永明三年（公元４８５年）正月，又下诏立学， 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 ，并任命王俭为祭酒，陆澄为国子博士 国学总算建立起来了。

永明国学课程设置有郑、王《易》，社、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谷梁》，郑玄《孝经》。根据课程来看，永明国学确是广弘儒风。究其根源不仅是萧氏本身重儒，而且出身吴郡陆氏的陆澄和出身瑯琊王氏的王俭皆为具有家学渊源的世家大族，他们外玄而内儒，骨子里是极看重周孔名教的。

武帝对国子学十分关注，永明四年（公元４８６年）三月他亲临国子学讲《孝经》，并 赐国子祭酒、博士、助教绢各有差。永明五年（公元４８７年）冬太子监国学，亲监策试诸生。 国学中也出现了一些杰出人才，如号为神童的谢几卿，被召补为国子生。文惠太子临国子学时 （王）俭承旨发问，几卿随事辩对，辞无滞者，文惠大称贵焉。 通过君臣努力，南齐 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由此大兴。 齐明帝即位之初，国学因内乱而停顿。

至建武四年（公元４９７年）方下诏立学，但明帝不久便死。永泰元年（公元４９８年），东昏侯萧宝卷即位，依永明旧事废学，从此学校没再设立。《南史》卷７１《儒林传序》评曰： 逮江左草创，日不暇给，以迄宋、齐，国学时或开置，而劝课未博，建之不能十年，盖取文具而已。是时乡里莫或开馆，公卿罕通经术，朝廷大儒，独学而弗肯养众，后生孤陋，拥经而无所讲习。 这大体反映了宋、齐两朝的教育状况。

齐中兴二年（公元５０２年）四月，梁公萧衍即帝位，改元天监，代齐建梁，萧衍即为梁武帝。在南朝宋、齐、梁、陈四代中，梁武帝属于一个有才学的人。史载他 少而笃学，洞达儒玄。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戊夜 ，并亲笔撰写经史文集数百卷。因此在梁武帝的倡导下，梁代的学校教育也达到南朝的高峰。梁代的教育主要集中下列三方面：第一，广开学馆，招集生徒。天监四年（公元５０５年），梁武帝下诏曰： 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教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朕日昃罢朝，思闻俊异，收士得人，实惟酎奖。可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广开馆宇，招内后进。武帝因此而置五馆，以平原明山宾、吴光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瑒各主一馆，馆有数百生，官供膳宿，射策通经者即除为吏，梁武帝还 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 ，史称 十数年间，怀经负笈者云会京师。梁武帝对教育如此重视与他上的改革关系甚密。天监四年的改革是一系列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九品中正制度的刊革。《文献通考》卷２８《选举１》载： 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

天监中，又制九流常选，年未满三十，不通一经者，不得为官。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乡置乡豪各一人，专典搜荐，无复膏梁、寒素之隔. 九流常选 替代了九品中正 ，不通经者不得为官，这样依靠 塜中枯骨 世代为官的门阀士族也就失去了屏障；而梁武帝也不得不依靠重视教育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从中下层中来选拔优秀人才了。梁代 五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 ，也正反映了此点。梁代五馆（后又置集雅馆）教学的内容限于五经，不如刘宋广泛，但五馆的主持人皆为名流，各具特色，也曾掀起一番热潮。如贺瑒 于《礼》尤精，馆中生徒常百数，明经对策至数十人；明山宾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梁武帝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膺其选 ；至其主五馆， 甚有训导之益；严植之讲经 析理分明。每当登讲，五馆生毕至，听众千余人；吴兴沈峻 博通《五经》，尤长《三礼》 ，其开馆时群儒执经下坐， 听者常数百人。第二，设立国学，严格考试。天监初，武帝即筹办国子学，至天监七年（公元５０８年）又下诏兴国子学，要求博延胄子，估计国子学至此方正式成立。梁代国子学与晋的国子学性质已不一样，不再是贵族的特殊学校了。武帝天监八年（５０９年）诏说： 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这反映学生成份起了变化，录用制度也起了变化。梁武帝对国子学十分重视，如天监九年（公元５１０年）曾两次亲临国学，策试胄子，赏赐学官，并且命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够上年令的皆入学受业。昭明太子萧统天监八年 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太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天监九年国子博士到洽奉敕撰《太学碑》；国子祭酒到溉等又上书要求立正言博士一人，位视国子博士，置助教二人，国学呈现了繁荣局面。梁代无论五馆或国学，均以五经博士总五经以教授，课程设立自然也以经学为核心。但很显然由于玄学的影响，偏重于《周易》，如卞华 年十四，召补国子生，通《周易》；王劢 梁世为国子《周易》生，射策举高第周弘正因于国学讲《周易》，被破格升迁为太学博士。国子学中学术气氛也较自由，甚至老师有疾时可临时用有才学的学生代讲。除了传统儒家经典之外，梁武帝本人的不少著作也被列于学官讲授，如萧子显为国子博士时 于学递述高祖《五经义》，武帝所撰《孔子正言章句》也在国学讲授，并作为考试材料。梁代的学校教育制度对入学者的入学资格要求不甚严，但是毕业任官一般都要经过严格的考试，这从粱代许多官吏入仕都要经过 明经 、 射策 这一关即可看出。特别是 明经 一科，已开隋唐科举制之先河。第三，建士林馆。梁武帝大同七年（公元５４１年），于宫城西立士林馆，延集学者。士林馆是一个讲学兼研究的地方，不少学者在此讲学。领军朱异与左丞贺琛在士林馆讲梁武帝的《礼记中庸义》， 独积思经术 的沈洙也常在此讲授；国子博士周弘正讲课时，听者倾朝野；虞荔为士林馆制碑，后被任为士林学士，教育呈现一片兴旺景象。建康也成为教育和学术研究的中心。《梁书》卷４８《儒林传序》称： 高祖亲屈舆驾，释奠于先师先圣，申之以宴语，劳之以束帛，济济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 确实，梁代教育的发展与梁武帝本人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他本人活了８６岁，做了４８年皇帝，这也使教育政策保持了较长的稳定性。但梁武帝本人极其佞佛，花费了大量钱财建立庙宇。晚年也十分，导致侯景之乱，台城陷落的悲剧，梁代的教育成就也随之付诸滚滚东流的江水了。

梁太平二年（公元５５７年），陈霸先代梁为帝，陈霸先即为陈武帝。陈代初期历文、宣二朝，都较稳定，社会经济文化得到恢复和发展，因此教育设施也得初步恢复。陈武帝永定三年（公元５５９年）， 诏依前代置西省博士。文帝天嘉元年（公元５６０年），嘉德殿学士沈不害上书请兴学校，选公卿子弟皆入于学，使助教、博士朝夕教授，以阐儒教。文帝深表赞同，诏答曰：卿才思优洽，文理可求，弘惜大体，殷勤名教，付外详议，依事施行。 官学因此而立。陈中央官学是国学和太学并立，这与前代是不同的。

如天嘉元年沈德威曾任太学博士，天嘉五年（５６４年）沈不害迁国子博士，说明太学和国学是分开的。陈官学体制也是分祭酒、博士、助教，与前代一样。祭酒、博士、助教均由著名学者担任。如梁代就任国子博士的周弘正，在陈初被迁为国子祭酒。张讥虽为国子助教，但在学问上却敢于与国子祭酒周弘正抗争，弘正对人说：吾每登座，见张讥在席，使人懔然。 名学者郑灼、沈文阿、沈德威均任太学或国学博士。陈代官学分太学和国学，但学生成份有什么变化却不得而知了。陈皇室对官学还颇为重视。宣帝太建三年（公元５７１年），皇太子亲释奠于太学，二傅、祭酒以下赉帛各有差 ；太建十一年（公元５７９年）， 皇太子幸太学，诏新安王于辟雍发《论语》题，仍命伯阳为《辟雍颂》，甚见佳赏 ；陈后主至德三年（公元５８５年）， 皇太子出太学，讲《孝经》，戊戍，讲毕。辛丑，释奠于先师，礼毕，设金石之乐，会晏王公卿士。不过由于陈代承前代之离乱，衣冠殄尽，国士日蹙，外乱内争频起，学校教育诚如马贵与所说： 虽博延生徒，成业盖寡。总体来看，南朝学校教育时断时续，统治者较为重视中央国学或太学。

地方学校则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况。学术的核心仍是儒家经学，不过南方学术受玄学和佛学的影响较深，学术思想较为活跃。南朝学校教育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专科学校的设立和与科举制密切相关的明经考试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史仲文、胡晓琳《中国全史百卷本·魏晋南北朝·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