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被视为至关重要。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忧虑，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一做法便奠定了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权政策。
为了实现更大的公平，宋朝采取了两项主要措施：首先是倾斜录取名额给平民和庶族，使得普通学子也有机会获得出人头地的机会；其次是扩大招募名额，以增加录取比例。
尽管如此，早期的录取率并非很高，每年的进士仅有数十人。直到太宗赵光义上台，他大幅度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经过一次规模宏大的考试，有109位进士、207位其他科目的人才被选拔出来，加上特奏名和赐同进士出身者的数量，一共达到500人，这一记录在当时极为罕见。
在这次考试之前，赵光义曾经说过：“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可以看出，他对于选拔人才感到迫切。当年的应试者超过5300余人，被錄用的比例约為10%，这一数字在当时属于较高水平，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如薛居正提出了“取人太多，用人太骤”的意见。
事实证明，这种扩招策略是明智的，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宰相的大吕蒙正，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状元。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支持，那么他的成就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是宋朝最大的一次录用活动之一，当时有740多位进士及诸科人员被选中，其中还有900余人的特奏名。此外，还补录500余位落榜者，这也是对旧制的一种调整和优化。
通过这些措施，加上对已有老考生的照顾，比如特奏名制度，即使未能在初次参加科举中成功，也能够获得本科出身，这是一种特殊的情境下的破格录取，也可以称作恩典般的一次机遇，因为这种方式并不常见于其他时代或地区。
由于这些利好政策导致大量学生报名参加考试，在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全国各地参加解试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0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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