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通判制度的设立最初旨在通过监察知州、知府来防止地方官员滥用权力。《历代职官简释》中提到：“宋代初设通判之时，职权几与知州、知府无异，名为佐官，实际是共同负责，甚至还是知州、知府的监视者。”这一观点非常准确。
《宋史·职官志》中的记载进一步明确了通判的地位和作用：“宋初惩五代藩镇之弊，乾德初，对湖南下属各州始置诸州通判，并命刑部郎中贾玭等充。建隆四年，将知府公事并须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可行下。时大郡置二员，小郡亦特置焉。”
这些资料显示，即便是在文臣担任知州的情况下，也会设立一名或两名副手的通判，以监督和协助他们处理行政事务。这一点体现了对地方军阀专横行为的一种制约措施。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太宗亲弟赵廷美也被贬至房州，其案件则由皇帝亲自指定心腹袁廓作为监察御史兼任房州通判，以确保其忠诚。
此外，当吴越王钱儒归国时，由于其过去曾经担任过郓州知状高级别的人物，他被特别委以接收任务，被赋予特殊使命，这反映出皇帝对于他信赖程度。
从文章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具体实例，都表明了宋朝对这类制度执行有着高度重视，而这种制度调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进行，以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宋朝建立起来的是一个相对完善的中央集权体系，其中包括了一个有效地控制地方政权的机构网络，以及一种能够快速响应和调整的地方治理策略。这正如赵匡胤所言，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管制住的，只要你愿意去做。然而任何系统都存在缺陷，这需要不断地进行修订以适应新的挑战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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