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的历史长河中，通判这个职位的出现似乎是那么自然而然，但它的确切含义和作用却是多层次且复杂。根据《历代职官简释》的记载，宋代初设通判时，其职权与知州、知府几乎无异，是名为佐官实际上共同负责地方政务，并有时甚至成为知州、知府的监视者。
《宋史·职官志》中的记载更为详细，它提到，当时为了惩治五代藩镇专横之风，皇帝下令设立了诸州通判，由刑部郎中等人充任。在建隆四年，皇帝又命令知府公事需与长吏、通判签议连书方可行下，这体现了其在地方行政中的重要性。
据同一文献记载，大郡置二员，小郡置一员，而不及万户的小郡则不设。武臣担任知州的小郡亦特置通判。此外，还有一些试秩兼任通判兼知州的事例。在执行方面，通判拥有裁决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等事宜，与守臣共同签书施行。对于所部官员的善否及职事修废，有权刺举以闻。
通过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即便是在当时，也有人对这种制度产生疑问，比如是否真的能有效避免过去藩镇割据的情况。但正如赵匡胤所言，他并不信天下有管不了的人和事儿，只要你想管就能管。这也意味着任何制度都不是绝对正确或错误，都需要随着时间和情况进行调整。
在具体实践中，许多时候皇帝会亲自挑选并派遣心腹大臣担任这一角色，如太宗时期的一件大案——赵廷美被贬到房州，在此期间由阎彦进作为房州知州，而袁廓则被委以军州事，并受命监察御史，此举显示了其特殊使命和地位。吴越王钱儆归国后，被授予郓州知状，并最终因功升迁至三司判官，这反映出他在朝廷中的影响力与尊重。
综上所述，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来看，宋朝的通判制度确实是一种创新性的尝试，其设计旨在防止地方自治过强，以维护中央集权。而通过选择合适的人才担任这一角色，以及灵活运用这一系统，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对成功的政治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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