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隋朝皇帝宁愿忍饥荒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西魏与东魏在邙山爆发的大战中宇文泰遭遇前所未有的惨败，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终迅速灭亡北齐并统一北方。
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不二法门，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相向，而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可比。
另一方面，一般农民则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以避免全民征兵制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府兵制诞生于乱世，其落实程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而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为其存在前提之一。
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土地兼并一直是历朝历代问题之一。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这一现象既因特权阶级存在，又因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所导致必然结局。在隋朝及唐初年代，因为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较发达，这些地区依附新近，不会进行强硬改革；而关陇地区由于战乱频繁和地方势力弱小，大量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使均田制度能相对稳定维持下来。
根据《新唐书》记载，全国折冲府共566处，其中关中的、陇右、河东三处加起来共443处占四分之三还多，可见关中的区域是府兵主要来源。此乃国以兵立之道，所以隋末至晚年的皇帝宁愿做个逐粮天子，也不会轻易放弃关中的重要位置和文化中心而冒险迁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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