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崇年对袁崇焕的评价很高，将他树立成正义、正气的化身: “袁崇焕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髓。”[1] “我认为: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者。袁崇焕的仁与智，令人赞颂；勇与廉，令人敬佩。这种爱国精神，同他的浩然正气密切相连。袁崇焕留给后人熠熠永辉的思想、薪火永传的精髓，是‘正气’，就是‘浩然正气’……通俗地说，“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合乎道义、充满天地、超越时空之气。”[2] “袁崇焕的死是一场悲剧。从哲理来说，生死是一个大关节，也是一个大境界。岳飞如此，文天祥如此，于谦如此，袁崇焕也如此。 袁崇焕之死，不仅触动了万千人的心弦，更激起了人们奋起反抗的情感，如鲁迅所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 “然而，这种赞誉忽略了一些关键的事实，比如他跟阉党之间复杂而深厚的情谊。在“宁锦大战”之后，他辞去职务回家，被许多史书记载为被阉党陷害，但实际情况却可能更为复杂。”
在“宁锦大战”期间，他提出了辞职，并且在天启帝的一道上谕中指出其辞职完全源于自己军事上的失误，而非外部势力的压力或诽謗。这份上谕中明确指出：“得旨：（引述）谈款一节，有失不小，不加谴责尚著叙赉分明，以念久在危疆姑使相准耳。”这意味着虽然有很多人批评他的决策，但皇帝并没有直接将责任归咎于他。
此外，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便是霍维华这个人物。他不仅是个阉党，而且还是中坚分子之一。在查办阄党的时候，他被列入名单：“虽未祠颂阴行赞道削籍者二十人：张訥、徐大化、杨维垣、霍维华……”。霍维华甚至还试图让自己的荫功降级给予袁崇焕，这样的行为显得有些奇怪。
《明史》中的记载对于这一点进行了简化，将霍维华让荫的问题描述为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却忽略了它背后的深层含义——即使是最忠诚的地主公仆，也不能简单地将他们划定为纯粹敌手。而且，《明史》中的另一段话说到了魏忠贤拒绝霍维华请求，让荫的事情，但是根据《明熹宗实录》，实际情况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明熹宗实录》记录下，在天启七年的四月份，有疏奏提议修建魏忠贤祠堂，并命名为“懋德”，而提出这一建议的是当时蓟辽总督阎鸣泰和巡抚袁崇焕。这表明，即便是在“宁锦大战”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巴结魏忠贤。这一点与《明史》的叙述不同，它们尝试通过修改时间顺序来掩盖这些关系，而不是直接承认它们存在。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那些曾经被视作英雄的人物，其真实面貌往往比我们想象得更加复杂。当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生活中的所有方面，以及他们与其他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情报网。此外，对待权力斗争和个人利益等因素也不应轻视，因为它们往往决定着个人的行动选择，从而影响到整个国家乃至民族的大局变化。
最后，我们应当认识到历史研究并非简单地追求某种既定的答案，而是不断探索问题本身以及各种不同的解释方式。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可能会重塑我们的理解，为我们提供更多关于过去世界运作机制及人类行为特性的洞察。而这些知识终将成为构建更加全面了解现代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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