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袁崇焕的历史命运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我们的考辩步骤。这种考辩不仅仅是对袁崇焕能力和反间计使用情况的确认，还包括对他杀毛文龙动机的彻底揭露。当这些步骤完成后，我们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建立一些规范来指导我们的讨论。
在历史问题的考证中，最重要的是史料，但这类史料种类繁多，其真实性和参考价值差异巨大。在引用时，必须格外谨慎。我们可以将这些史料分为“历史评述”、“历史文献”和“原始文本”三大类。
“历史评述”主要是由研究者根据手中的资料，对事件进行转述，并附上自己的主观意见形成。这种史料最弱，因为它带有主观色彩，对还原历史帮助不大，但由于原始资料不足，在缺乏其他资料时，这些转述可供参考。不过，由于叙述可能存在真伪之争，这类史料需谨慎对待。这类书籍包括《明史》、《东华录》等。
“历史文献”则是当时官员以《实录》形式记录下来的官方文件，内容包括奏章、疏议、上谕以及往来信件等。这份记录既有直接抄录原始文本，又有简略记录事件及官方态度，如《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等。这种史料比“历史评述”的价值高，因为很多“评述”依据了这些《实录》的编辑。
至于“原始文件”，指的是第一手资料，如奏章、疏议、上谕、信件等，是由当事人亲自书写，因此其价值极高。这些建立基础设施如收藏室及档案馆保存着大量这样的原始文本，如《崇祯长编》、《三朝辽事实录》等。此外，还有各种《实录》的抄摘作为依据，以及其他研究者独自抄写的一些相关奏折或题本。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一条清晰脉络：即从更靠近实际发生情景的数据开始（即基于真正参与该事件的人物口头表达），再逐渐向更为间接且经过加工处理的情报推移，从而构建起一个关于袁崇焕及其行为准确性的描述框架。
按照这个脉络，我们可以制定如下探讨规范：首先，如果现存已有的来源能提供充分支持，那就应该优先采用那些来源；如果没有直接来源，则应寻求通过较为接近的情况下的记载，比如说，从与 袁崇焕同时代的人们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去找寻信息；只有在前两种都不可行的情况下，才考虑引入那些基于二手材料做出的解释，即所谓的 “historical evaluation”。
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严格地设定了规则之后，也不能忽视原初数据自身存在的问题。一方面，由于古人习惯用模糊数字表达，比如数百人或者千余骑，而且他们常常为了夸张或掩饰而故意模糊表达，所以对于数字尤其要小心。如果某个关键点上的数据含糊不清，不妨尝试借助现代知识背景来分析，以理性方式推断是否可能符合逻辑或常识。而另一方面，要注意到，有时候人们会刻意夸大或者缩小某些数字，以此掩盖真相。在处理这些模糊数据的时候，可以尝试使用反证法，即假设某个错误数字正确，然后看看它是否能够推导出与我们现有的知识体系矛盾的事例。如果矛盾出现，那么这个数字很可能是不准确的。此方法适用于不同记载中各自关于同一事项不同记载之间进行甄别。此外，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尽量拼凑一些准确局部数据以获得整体的一个粗略估算，但是这只能作为参考，而不是绝对准确值。最后，如果以上两个方法都无法得到有效判断，就只好遵循之前提到的基本规则，即若是一份来自未经过加工的手稿那么就尊重那份手稿；若是一份经过加工的手稿，则只能作为辅助材料加以参考。在引用大量源文献进行分析之前，将所有必要规范明确定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可以避免每次遇到具体问题都要重复说明相同的事项，只需参照既定的标准便可。一旦建立了规范，它将体现我们对于所有类型源文献的一视同仁，并力求公平无私地评价一切。(凤凰网专栏作者王者不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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