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医学

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0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0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官修本草两宋时期共修成本草著作 80余部，其中记载的药物品种总数达 1800余种，比唐朝的《新修本草》增加了 1030种。除私人所修的多部本草著作外，由官府组织人力，大规模编修本草成为这一时期药物学著作编撰的主流。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即诏令刘翰、马志、张素、吴复珪等九人修定本草。他们以唐朝的《新修本草》 (659)为基础，补正讹漏，增加新药 139种，编成《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又命翰林学士李昉及王祐等人重新校勘，修正颇多，改名《开宝重定本草》 (974)，简称《开宝本草》，颁行全国。凡 20卷，收药 983种。嘉祐二年(1057)，又命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在《开宝本草》的基础上，再次修定，于三年后修定完稿，成《嘉祐补注神农本草》 21卷，增加药物 99种，共收药物 1082种，除印有监本外，为普及还出了小字本。嘉祐三年(1058)，宋朝廷曾命各郡将所产药物一律绘图，注明开花、结实、收采季节及用途，送往京师，由苏颂等人负责整理。这是继唐朝之后，又一次由官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药物普查，对鉴别药物真伪、统一名称等起了重要作用。嘉祐六年(1061)，苏颂根据各地所送资料编写的《图经本草》，此后，四川出现了两部由个人编著的本草著作。一是陈承在元祐年间(1086—1093)所著《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 23卷，现已佚。另一部是唐慎微所著《经史证类备急本草》 (简称《证类本草》)。唐慎微(1056—1093)，字审元，原居蜀州晋原，后住成都，人称华阳人，世医出身，有医名，医不重酬，但求得方，凡所阅读待人均以搜寻药方为务，因此积累了大量经史和民间药物知识。他的《证类本草》在《嘉祐本草》及《图经本草》基础上，增加新药 476种，并一一附图，计收药物 1558种，凡 32卷，另收古今单验方 3000余首，内容极为丰富，使宋代药物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大观二年(1108)宋徽宗命医官艾晟进行修订，正式刊行，名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大观本草》，作为国家药典颁行全国。政和六年(1116)再次修订，名《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修订，名《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宋代官修本草有上述数次，如此不断地官修、刻印、颁行，对本草学的发展和药物品种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此外，民间还有若干本草著作，如《日华子诸家本草》 (约成书于开宝中)、《本草衍义》 (1116)、《宝庆本草折衷》、《履巉岩本草(1220)等，均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官办医局与大型医方书的编撰王安石变法施行市易法，由官府控制药品贸易，于熙宁九年(1076)由太医局设立“卖药所”，崇宁二年(1103)在都城已开设五所，并另设专门负责药物炮炙加工的修合药所二处。此后分别改称为“医药惠民局”和“医药和剂惠民局”。约于绍兴十二年(1142)又改名为“太平惠民局”，并且相继在淮东、淮西、襄阳、四川、陕西等地也成立了官办“惠民药局”。惠民药局的举办在历史上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官府的，曾被人们讽刺为“惠官局”或“和吏局”。在卖药所成立之前，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即诏令医官奉献有效经验方，太平兴国七年至淳化三年(982—992)，令医官王怀隐、王祐、陈昭遇等汇编成大型方书《太平圣惠方》 100卷，分 1670门，收载医疗处方 16834首。该书有理论、有经验、有处方、有药效等，是一部中医理、法、方、药俱备的官修药典。特别经庆历六年(1046)选其精要辑为《圣惠选方》，作为太医局等培养医生的教材达数百年之久。大观元年至大观四年(1107—1110)，宋徽宗诏令太医裴宗元、提举措置药局陈师文等合作，编成《和剂局方》，几经校订、增补，绍兴二十一年(1151)以《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之名颁行全国。共 10卷，收医方 788首，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方之一。该书在数百年间占有极其重要的学术地位。由于其用药偏于辛温之弊，曾为医学家批评，但有许多医方至今仍为医界所广泛运用。北宋末，宋徽宗亲自组织医官编撰《圣济经》 10 卷，于政和八年(1118)编成，诏颁天下学校，以为课试命题的依据。与此同时，还集中医官在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和民间经验的基础上，编成《圣济总录》 200卷，分 60门，收医方近两万，集宋以前医方的大成。该书编成后未及刊行，金人攻取宋东京，该书刻板尽归于燕。金世宗大定中(1161—1189)取所获刻板重刊颁行，故南宋未见此书流传。创设校正医书局北宋建立后，多次组织医学家修定本草，校正补充医方，开办国家医药惠民局等。与此同时，为了广泛征集收藏和充实国家图书馆的医药书籍，曾多次向全国发出购求医药书籍的命令。早在北宋建立后的第十三年，赵匡胤即诏令皇室和翰林医官“详校诸本草”，修撰《开宝本草》，对购求医药书籍提出了要求。太平兴国三年(978)，宋太宗诏令翰林医官院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太平兴国六年(981)命贾黄中等在崇文院编录、校正历代医书。在编录校正中深觉存书不丰，于是由朝廷发布诏令：凡捐献医药书籍“及二百卷以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伏给缗钱赏之”，由此所集医书甚众。天圣四年至七年(1026—1029)，宋仁宗与辅臣论述卫生问题时提出：“世无良医，故夭横者众，甚可悼也?”张知白认为： “古方书虽存，卑多舛谬，又天下学医者，不得尽见。”由此引起宋仁宗对校正和刊印医书的注意，遂命集贤院校理晁宗懿、王举正等校正《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景祐二年(1035)又命世医丁度等校《素问》。皇祐三年(1051)又命孙兆校《外台秘要》等。嘉祐二年(1057)宋仁宗接受宰相韩琦建议：“医书如《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之类，本多讹舛，《神农本草》虽开宝中尝命官校定，然其编载尚有所遗，请择知医儒臣与太医参定颁行。”随后， “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命韩琦为提举，命掌禹锡、林亿、张洞、苏颂等为局官。继韩琦任提举者还有钱象先等，继林亿等局官者还有秦宗古、高保衡、孙兆、孙奇等名家。经过十余年许多名家的搜集整理、考证、校勘，校正医书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金匮玉函经》、《脉经》、《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尚存宋以前重要医书均经校正医书局校勘正误。临床医学的进展从宋代太医局之医疗和教学体制可知，其临床医学已分为大方脉即内科、小方脉即儿科、疮肿兼折伤即外科骨伤科、产科、眼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疮书禁即战伤与画符咒禁以及专治风疾等，有时作九科、十科，有时分为十三科。但以内、外、妇、儿科发展较大。例如：内科除伤寒、杂病等有许多专著外，还有专门论述脚气病的《脚气治法总要》 (1093)，着重总结水肿治疗经验的《鸡峰普济方》，专门论述肺结核病的《十药神书》等等。在外科骨伤科方面，除出现许多专论外科疮疡疾病的综合性和专门外科疾病书籍外，首次出现了用外科命名书名的书籍，如吴起予的《外科新书》及继而成书的陈自明《外科精要》 (1263)。在妇科方面，杨子建撰《十产论》 (1090)，对横产、倒产、臀产、碍产等各种非正常难产以科学的论述，并详载了各种难产的助产方法。尤其所述转胎手法是医学史上异常胎位转正术的最早记载。陈自明所撰《妇全良方》 (1237) 24卷是妇产科学集大，所论调经、众疾、求嗣三门全面系统论述了妇科诸种病证;胎教、候胎、妊娠疾病、难产、产后五门，详论了产科诸种生理、病理和病证治疗等内容，对中国妇产学发展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在小儿科方面，其贡献和影响与陈自明齐名者可推著名儿科学家钱乙(1053—1117)，他从事小儿科学研究和疾病治疗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和临证经验，撰有《小儿药证直诀》，于重和二年(1119)经学生阎孝忠整理成书。该书在小儿生理上强调“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指出小儿病理上“易虚易实”，“易寒易热”等特点，故在治疗原则的确定上主张“柔润”，反对大泻、蛮补和痛击之法，有着很高的科学依据。其他如眼科、口齿科、咽喉科等等方面也都取得新的进步。法医学的总结与提高中国法医学远在秦汉已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和一些理论认识，此后不断有新的著作问世。宋代宋慈(1186—1249)所编撰的《洗冤集录》(1247)，是一部集大成并影响人类法医学发展的法医学专著。宋慈(1186—1249)，字惠父，福建建阳人，进士出身，先后三次出任提典刑狱官，积累了丰富的执法经验，对解剖，验伤，验尸，现场勘察，机械性死伤原因之鉴别，、他杀之鉴别，他杀动植物毒品，急救，解毒等等，均有不少科学的论断。宋以后 600年间“听讼诀狱，皆奉洗冤录为圭臬”。在此期间虽然不断有新的法医学论著出现，然无不以此为蓝本。并先后被译为朝、日、英、德、俄等多种文字出版，成为许多国家审理死伤案件和研究法医学的重要参考书目。责编：人学研究网华夏春秋栏目·紫天爵参考文献：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七卷中古时代·五代辽宋夏金时期，第九十四章“医药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