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例

《大清律例》（1644年－1971年）原名《大清律》是清朝的法典。草创于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以《大明律》为基础，再加以修饰。前后经历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修订后才定型。及后《大清律例》一直都在清朝版图内奉行，直到清朝灭亡为止。不过，部分《大清律例》的条例在清朝灭亡后依然继续在香港通用，这是由于香港割让予英国之后，基于香港跟随英国奉行的习惯法模式，使大清律例中的部分法例在没有其他法例可供参考的情况下，继续成为唯一的参考对象。直到1971年，最后一条有关婚姻习俗的法律由香港的成文法取代之后，大清律例历史使命终于完成，历327年。组成大清律例，乃清朝完整的法律条文。所谓律例，乃法、律、令、例之简称。法是国家的基本政策及政府的组织方式，例如历朝的祖宗，带有现代宪法的成分；律是一条条的法律条文，以刑事法为主。令是行政命令；例是案例。综合法律令例，即为律例。特色大清律例中，并非人人平等。每个阶级在不同刑责中可以有不同程度的量刑。当中有所谓的八议，是八种特别阶级，除犯了十恶不赦的罪行外，罪责通通可以获得减刑。诉讼程序所有涉及死刑的案件，地方官吏无权判刑，必须将死刑文件上呈供皇帝定夺，御笔勾决批准，方可执行。地方官吏可以严刑迫供，但何种案件要用上何种刑具，也有严格规定，越严重的案件，可以使用的迫供手段就越重。而一个人假如有官职或功名在身，在大部分的案件，均享有免受严刑迫供的特权。官府判案，需要依据法律条文和先前案例，亦要注重诉讼程序，刑责也不具追溯权。不过，这些原则并非凌驾性的，因此不一定会因为程序错误或追溯权错误而推翻证据确凿的判决。清朝以前中国的律法，始于商朝的雏形法律和刑罚，以及后继于周朝的《九刑》及《吕刑》，但当中所写的只是大原则，内容十分粗糙。目前已知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是战国时期魏国宰相李悝所写的《法经》。后来法家的代表人物秦国商鞅以《法经》为基础改革秦国法制，将原则性的法，细分成着重实则行为的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整个中国采用了秦律，而中国的历朝的法律，乃以秦律为滥殇。后来中国历朝，法制改革比较影响深远的，在于汉、唐、宋、明、清。因此大清律例，是自秦律以来中国法制第六次重要的改版。清朝清律源自大明律，比大明律更重，清朝对于谋反大逆处斩的范围与明代相当，但对“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这一类人还有附加处罚，男孩还要阉割，及母女妻妾等人也要给付新疆没官为奴。而且清朝还扩大了谋反罪的范围，例如奏疏不当或犯圣违逆者，加以“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之罪以谋反罪论。凌迟罪在明律基础上又增加九条十三种罪，而绞斩等传统死刑也增至七百二十三条。所以论及高压统治，清远甚于明。顺治律根据《大清律例》开首的《世祖章皇帝御制大清律原序》所记载，在清朝入关以后，由于“中夏人民既众，情伪多端，每遇奏谳，轻重出入颇烦”，为“详译明律，参以国制，增损剂量，期于平允”，清世祖敕纂，召集司法官员在朝廷上商议，对喀纳等校订，并以《大明律》作参考，多番修订之后才得以成书付梓刊布，并命名为《大清律集解附例》。《大清律》全三十卷，十册，律文458条。首冠世祖御制序，继载刚林疏，吴达海疏，对哈纳疏，《大清律总目》。总目之后是顺治二年奏定的《大清律附》。其后，在顺治十二年又颁发“内院校订译发”的满文本。《大清律》的特点是“集解附例”，律文之后附相关条例四百三十余，希望透过各种案例作参考，使官吏能够作为量刑的依归。雍正律顺治律颁行后，惟于律外增修条例，而于律文未尝更易。康熙九年（1670年），刑部尚书对哈纳等以旧律内参差遗漏，请详酌校正，奉旨依议，遂有康熙九年校订刻本传世。至康熙十八年，由于发现后立之新法与原有之旧法有所冲突，所以康熙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又再作修订，但直到康熙驾崩时，修订还未完成。于是继任的清世宗雍正下令官员继续完成修订，“务期求造律之意，轻重有权，尽谳狱之情，宽严得体”。从雍正元年八月开始，到三年八月完成，并于九月初九刊行。此为雍正五年刻本。乾隆律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五月，律例再作大幅修订，这些订正增删改并，合计有1456条之多。宣统律此次改例源自清末新政中的法律改革。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修订，宣统二年版，定名《大清现行刑律》。宣统律共有389条，并连同附例1327条。至晚清，大清律例中明定的死刑，仍有斩监候、斩立决、绞监候、绞立决四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