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允(1858年-1931年7月23日),姓多罗特氏,字吉甫,号素庵,八旗蒙古镶黄旗人。清廷授多罗特公,主要担任过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陕甘总督等要职。宣统元年,升允曾因上疏反对立宪,以妨碍新政之过失被革职,之后寓居西安满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重新被启用,任陕西巡抚,总理陕西军事。升允率甘军东进,连下十余城,逼近西安。1912年2月,清帝溥仪退位,甘军得知消息,拒不与军作战,升允西退。此后往来于天津、大连、青岛之间,结纳宗社党人,图谋复辟。1931年7月23日病逝于天津租界,逊帝溥仪赠谥曰文忠。
生平
光绪八年(1882年)举人。二十六年(1900)任山西按察使、布政使,翌年春升任陕西布政使,实授陕西巡抚。历任总理外国事务衙门章京,工部主事、驻库伦参赞大臣,驻参赞,陕西粮道,山西按察使、布政使,陕西布政使、巡抚,江西巡抚,察哈尔都统,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宣统元年,升允曾因反对立宪而被革职,武昌起义爆发后,他又重新被启用,任陕西巡抚。他反对清帝退位,曾率军取陕,以“勤王”为名,妄图攻下西安,迎奉溥仪建立偏安西域的小王朝。升允曾率旧部,经数十战,攻克十余城,正当全陕垂定之际,清帝逊政之诏被颁下,他仍坚持大批杀害战俘和者,后因部队拒战而退。
1913年在策动蒙古“勤王”失败后,升允东去日本谋求国外力量支持复辟,并于日本参加了宗社党。升允归国后,居住在青岛沂水路3号(今《青岛日报》职工宿舍,旧宅尚存。)他并不甘心做寓公,而是为复辟清廷四处活动,尤重走日本路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日本军队向德国驻青岛的军队发起进攻,日本占领青岛后,升允等均受到日军的保护。这时,升允又转向投靠日本。其间,升允和溥伟、善耆做为宗社党骨干,往来青岛、旅顺等地,不断进行复辟活动。1913年,溥伟在青岛策划复辟时,曾派人去联络张勋,升允也不甘落后,紧忙给张勋去信说:“弟知公忠义过人,此得恭邸(指溥伟)书,又盛称之。然则公其当代之伟人,……”以尽吹捧拉拢之能事。后来,张勋进行的癸丑复辟因事泄而流产。1916年,善耆由日本人川岛浪速帮助招募和训练了一支秘密军队,升允曾在日本人的陪同下,由青岛赶往旅顺“阅兵”。他们企图以这支军队为冒险的资本,与蒙古公爵八宝札布的军队相呼应。升允曾去信,煽动八宝札布打起“勤王”旗号,有日本浪人参加,在满蒙一带进行骚扰活动,一度进犯张家口。善耆与升允本来就一直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豢养,是不惜卖身投靠日寇的。后来,善耆的女儿金璧辉做了的日本间谍,就是臭名远扬的川岛芳子。
袁世凯死后,张勋便以徐州作为复辟活动中心,升允在徐州同张勋面谈后,便以张勋代表的身份,去日本东京,与日本首相寺内会商。《张勋与佃信夫》一文,讲过升允到日本东京时的情形:“寺内因病在家休养,特接待。升允向寺内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形势后,寺内说:‘听说先生寄寓青岛,归国之后,届时尽可与日本驻军司令官大谷商量,不必客气。’叙及寺内的谈话十分恳切,富于感情。升允听罢,在感激之余,不禁啜泣起来,老泪横流,不能自禁,连连称谢,竟至语不成声。寺内也被这一为清朝矢忠的孤老遗臣的容态所感动,亦不觉滴下泪来。”当时,在日本和清季遗老间传诵过升允写的一首五绝:“老臣犹在此,幼主竟何如。倘射上林雁,或逢苏武书。”说明升允在日本是别有怀抱的。为复辟清室,他与日本勾勾搭搭的内幕中可以看出,升允是个坚决走日本路线的人物。升允回到徐州,向张勋回报时,带来了日人支持复辟的信息和丰厚的经费,从而坚定了张勋等人的复辟决心。张勋在1917年复辟清室时,曾授升允为大学士。在《奉新张忠武公哀挽录》里,收有升允挽张勋赞云:“呜呼!忠武遭时之屯,托梁公之委蛇,怀汉阳之贞纯;主盟徐方,誓师国门,伸大义于天下,奚可以成败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数日,升允在天津日本租界里病故,年七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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