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被视为至关重要。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忧虑，并决定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一做法便奠定了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别待遇，即所谓的“别试”。
为了实现录取政策上的公平，宋朝采取了两大措施：一是倾向于录取平民和庶族学子，使得一般人有更多机会通过科举考试；二是扩大录取名额，以增加出身非豪门家庭的人才进入仕途。
事实上，在宋朝初期，每年的录取进士数量并不多，只有十余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同太宗赵光义登基后的大力支持，录取名额得到显著增加。在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共计录取500多人，这一数字创下了新高。
在这一时期，赵光义曾经说过：“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说明当时选拔人才的情绪非常迫切。当年的应试者超过5300余人，其中按10%左右的比例来确定入选者，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对较高的比例。然而，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忧，如宰相薛居正认为，“用人太骤”，可能导致人才短缺。
尽管如此，该次考试仍然产生了一批杰出的政治人物和重臣，如吕蒙正，他以第一名获得进士称号。在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该年度进士诸科共计740多人，其中特奏名达到900余人。此外，还从落榜生中补录500余人。
另外，“特奏名”制度也是宋朝独有的，它旨在照顾那些连续未能通过科举考试但仍有潜力的考生。根据规定，如果一个人连续参加十五次科举考试均未成功，则可以免除接下来所有测试直接赐予本科出身。这是一种破格处理、恩惠滋生的方式，被誉为真正意义上的“恩科”。
由于其宽松的竞争环境和鼓励金榜题名的心态，使得宋朝成为中国古代最容易成为秀才或更高级官职的人之一。在淳化二年的解试中，有10万多位考生参与其中，而这一趋势直到整个盛世都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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