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被视为至关重要。据《文献通考·选举考三》记载,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宋真宗赵恒表达了对科举不公的忧虑,并提出召集所谓“势家子弟”进行单独考试。这一做法便奠定了宋代对于“官二代”的特别待遇,即所谓的“别试”。
为了实现录取政策上的公平性,宋朝采取了两大措施:首先,将名额向平民和庶族倾斜,使得普通学子也有机会脱颖而出;其次,是通过扩招增加录取名额。
然而,早期的录取率并不高,每年仅有少数人能够获得进士称号。直到太宗赵光义登基后,便大幅度地增加了录取名额。在太平兴国二年的一次考试中,共计录用500多人,这一数字创下了历史新高。
在这一轮考试之前,赵光义曾经表示:“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这意味着他希望能从中挑选出一些人才用于国家治理。当时参加应试的人数超过5300余人,而实际上只需达到10%左右的比例即可完成选拔,这在当时已经是非常宽松的一条标准。
事实证明,这种扩招策略是明智之举,因为从这一批录用的学子中涌现出了许多后来成为知名人物或重臣的人物,如吕蒙正,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成为状元,从而证明没有特定的录取制度支持,即使寒门子弟也能有出头之日。
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是宋朝最大的一个考试一年,那一年共计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补考等各类人才合计近8000余人,其中包括来自河北地区300多人的补充录用者。此外,还有一项特殊政策——“特奏名”,这是专门针对长时间未能被錄用的考生实施,以示照顾。这体现了一种破格提拔、恩泽施予的情怀,是一种罕见且优厚的处理方式。
由于其较为宽松的人才选拔标准和大量的人口参与,因此宋朝成为了中国古代最容易金榜题目的时代。在这种鼓励环境下,加上利好政策吸引力极强,使得每个年度都有大量考生参加考试。例如,在淳化二年的解试中,就有十万余学生参与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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