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士大夫的偏见误国以杨继盛为例

《明朝士大夫的偏见误国：以杨继盛为例》

在中国历史上，有些人虽然心存忠诚，热爱国家，却往往头脑僵化，过分依赖教条。面对复杂问题，他们往往采取简单的方法，这种做法虽然出自一片好意，但却常常导致国家失去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机会，为人民带来严重危害。明朝处理俺答求贡的前后经过，就是这一现象的一个真实写照。

俺答求贡失败

俺答汗是明朝中后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的首领。他在继承父兄基业基础上，东征西讨、战功显赫，逐渐成为蒙古右翼三万户实际上的盟主。自元帝北逃以来，明朝与北方蒙古族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大稳定，时战时和。南北方之间正常贸易交流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单一原始畜牧业使得靠其为生的蒙古族人民陷于极端困境，再加上生齿日繁，用度日增，手工业极不发达，大部分生活物资“必资内地以为用”。要想得到汉地物资，只有两个途径。一是贡市贸易这种和平方式，一是抢掠。在北元瓦解之后，蒙古人早已丧失了进取中原雄心，对汉地唯一期盼就是得到那里的物资。

对他们来说，无论是求贡还是打仗都是获取物资的手段，都选择成本低而收获高的一种。而且，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商议期间，都应该尽量保持强硬态度，以此来压迫对方。这一点体现在了很多次与明朝交涉中的情形，比如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但最终被拒绝。

嘉靖20年秋(1541)，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廷议期间，他待命塞外，并作了一些和好的表示。他邀请边防军官欢宴，又严惩了以前抢掠过汉人的衣粮部下，并将抢来的东西全部归还。但边臣们认为同意他的请求有益无害，只要不放松边防即可。不过，这个廷议结果却被嘉靖皇帝打回来，被勒令再议。

兵部倾向于同意边臣意见，但是这个调子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大谈“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唯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皇帝看了之后龙颜大悦，说：“务选将练兵出边追剿数其侵犯大罪绝彼通贡。”因此，在嘉靖21年闰五月，当俺答宣布停战并派石天爵去大同请求通贡时，他被凌迟处死传首九边。此后类似的故事又重复了好几次，大概都是他遣使求贷，被清算或支持但都没有通过。

终于，在嘉靖29年6月，由于庚戌事件发生（史称庚戌之变），北京城遭到第二次围攻。在这之前，因为仇鸾等人的反对开马市，而杨继盛等人的支持关闭马市，使得双方间的情绪更加紧张，最终导致战争继续进行，将近20年的时间里，每一次尝试寻找和平都因某些原因而失败，最终形成了一种互相仇视的心态，让人们难以相信真正能够实现长久和平的情况会到来。然而，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桃色事件让这一切都改变了方向——把汉那吉投奔到了清军，从而促成了两国间最终实现长久和平的事实上的可能性出现，它揭示了一种可能，即即便是在充满敌意与猜疑的情况下，也存在着通过个人行为所引发的人性联系，以此作为桥梁跨越过去的误解与冲突，最终走向理解与合作。这篇文章探讨的是这样一个历史细节，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今天对于解决国际纷争、政治矛盾以及社会冲突的问题看法，同时也提醒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总能找到新的希望，而这些希望往往来自于那些我们曾经忽略或轻视的人性关联。当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想要超越过去、建设未来的时候，那么每一次努力都不应仅仅局限于表面的政治姿态，而应当深入探索人性的深层意义，以及如何利用这些力量促进社会正义与世界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