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杨继盛这样的人物代表了一个特定的现象——他们虽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忠诚心，但往往由于头脑僵化、教条化和片面性，导致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这种做法虽然出自一片好意，却使国家错失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机会，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明朝处理俺答求贡的事例，就是这一现象的一个真实写照。俺答汗是明朝中后期蒙古右翼土默特万户首领，他在继承父兄基业基础上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最终成为了蒙古右翼三万户盟主。他向明朝提出通贡请求，被拒绝之后，不断发动进攻，最终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嘉靖20年秋（1541），俺答派使者石天爵“款大同塞”，正式向明廷提出通贡请求。然而，这个请求被兵部倾向于同意边臣意见后的结果却遭到了皇帝打回去，再次勒令再议。在这次廷议中，大谈“虏多诈，其请贡不可信……唯以大义拒绝之，则彼之奸谋自沮。”最终结果是俺答大怒，“遂大举内犯”，下石岭关，掠太原，并杀死了总兵丁璋等将军，“边患始棘”。
此后类似的故事又重复了好几次，大概都是俺答遣使求贷，被明廷断然拒绝，有时运气好一点能得到边臣支持，但无论如何也过不了朝廷那一关。直到嘉靖29年6月，在仇鸾的大力支持下，与宣府、大同两地交涉终于达成了马市贸易。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著名奸相严嵩支持开马市，而著名忠臣则反对开马市。乍一看仿佛开马市真是件伤天害理、丧权辱国的大坏事。但实际上，对待历史不能简单地给以脸谱化的评价，实践才能最终证明真理究竟站在哪一方。
经过数年的努力与战争，一些汉人开始逐渐接受与蒙古人的贸易，这为双方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关系。而当隆庆四年（1570）9月把汉那吉投奔明朝时，其背后的政治意义让苦等和平契机已久的人们如获至宝。这不仅为实现长期和平提供了可能，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一种转变。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士大夫对于历史事件误判的情况，他们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念，没有能够准确预见到事情发展的情况，从而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使得原本应该通过商贸来促进两国关系稳定而不是依赖武力的冲突。
这场关于朱棣夺位是否正确的问题，让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审视那些士大夫们对于复杂问题处理方式，以及他们所采取的手段是否足够灵活应变，同时也让我们思考在面临选择时应当怎样更加全面地考虑各种可能性，以避免像杨继盛那样陷入偏见误导国家道路上的迷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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