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朝的建立中，尽管帝权的本质是一致的，但各个朝代的诞生方式却有着显著的区别。秦帝国由长期列国争霸和强者胜出的结果而来，而晋、隋、唐、宋则是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或军阀以反叛手段夺取统治权。元和清两代则是外部强大军事入侵导致中原汉族政权崩溃，从而形成了异族统治。而汉朝和明朝，则是通过农民起义长达数年的战争，最终由“匹夫”所创造。
这两种政权都有两个鲜明特征：第一，新政权完全是在赤手空拳的情况下打下来的，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确立起来，不像其他各代已经在内部确定了领导人的统治集团。此前，如秦始皇灭六国需要商鞅变法后的六十年时间；晋皇室司马氏早在曹魏时期就已形成威望；隋文帝灭周之前就在朝中掌握大权；唐高祖及宋太祖都是军阀，在一开始就自成一家，而元和清两代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了中原汉族政治。
第二，汉与明两代天下的未定之际，由群雄并起，“起事”的人共同组成了一个豪强联盟，内部存在主从关系（后演变为君臣），但许多成员都有重大功勋、实力以及资本，即所谓“功高震主”。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与其他成员之间关系微妙，有时介于主从兄弟之间，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构成了绝对權威潜在挑战。
李自成集团及洪秀全集团也同样拥有这些特征，并且它们最终覆灭正是由于这两个特征发作所致。在以汉、明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家，一旦完成天下称王任务，便立刻面临豪强联盟内部关于谁将掌握最高统治地位的问题。首先必须渡过这个危机，然后才能考虑其它问题，因此我们看到，只有汉初期及明初才发生了大规模杀戮功臣的情形。刘邦用几年时间消除了韩信等多位异姓王，而朱元璋稳扎稳打地逐步消除了一同参与“起事”的文武重臣直至临死前解决最后一个危险人物蓝玉。
韩信的话：“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表达的是一种深切感慨，但这种感慨并不仅仅基于情感或道德，更是一个关于政治力量平衡的问题。一旦涉及到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斗争，那些忠诚与义气这些诗意画面的东西就会烟消云散。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朱元璋愿意保持兄弟般的情谊，他也难免要面对那些战绩辉煌的人们可能隐藏的心思，因为那样的巨大的力量，无人能抗拒。
称兄道弟意味着平等，这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境。在患难之际，它能够增强团结力量，可一旦达到共享福祉的时候，它便会成为对绝对權威的一次巨大的挑战，这必然引发血流成河式的大屠杀。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比如曹操或李渊这样的开创者，他们不需要担心这一点，因为他们最初就设定好了主从关系，使得整个体系更加简单，也更加安宁。但实际上，无论如何，每个家族想要维持自己的统治，都必须让别人的血流干涸，用尽可能的手段确保所有关键位置都落入自己家族的手里。这就是解决一切冲突唯一可行办法——使用血腥手段，或许还可以通过家庭联姻来巩固自身势力，以此来防止任何潜在威胁，从而保障家族利益不受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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