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宇文泰面对前所未有的惨败后，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他主要争取对象便是府兵制下的人口和经济实力较强、但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的关陇豪右集团。宇文氏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商鞅变法后的耕战立国之策。
另一方面，与秦相比的是府兵制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它能够避免全民征兵制带来的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的经济也能得到正常发展。这体现于人们自愿性，以及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存在的一个前提。而这种自愿性存在的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
虽然大家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历朝历代土地兼并都是一个大问题，而土地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了实际掌控。在隋朝及唐早期，由于山东、河北地区的地主经济发达，加之这些地区新近依附，因此隋朝统治者不会进行强硬改革，而在关陇地区由于地主经济并不发达，大量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使得均田制度能够维持下来。
因此，当我们知道国以兵立，同时又明白府兵来源主要来自关中的情况下，也就不足为奇，那些隋唐皇帝宁肯做个逐粮天子，也不愿放弃关中的富庶和稳定，从而决定留在这片肥沃的大地上继续他们帝国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