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隋朝皇帝宁愿挨饿也不迁都洛阳？据说是因为他老婆韦皇后是个恋家的宅女，不愿意跑那么远的路，于是让巫师造了个谣，说今年往东走不吉利。中宗信以为真。这话说起来很硬气，但由此也可知中宗本人的历史水平。在此之前，唐太宗、唐高宗就曾经多次因为关中闹饥荒而跑去洛阳就食，高宗本人更是死在了最后一次的洛阳行中。
中宗之后，唐玄宗也多次上演逐粮戏码，之后的德宗时期，长安再次出现大饥荒，这次情形更加严重。许多禁军士兵因为缺粮甚至开始上街乞讨，眼瞅着兵变随时可能上演。当地方上的粮食终于抵达京师时，唐德宗长期紧绷的心弦才得以释放，一时情绪激动地小跑到东宫，对太子脱口而出道：“米已至陕，我父子得剩矣。”满满地劫后余生的庆幸感。
然而，我们不禁要问，为何隋唐的皇帝(武则天的情况暂且不论)不干脆“釜底抽薪”，直接将首都迁往洛阳呢？老是整这种“长安——洛阳”两地游不嫌太麻烦了吗？
公元543年，在宇文泰面对前所未有的惨败后，他不得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原有的以六镇北族兵为主的军队损失惨重。他主要争取对象便是扎根本土的关陇豪右集团。靠着府兵制，本身人口、经济实力远落后于高氏政权的一方，他迅速灭亡了北齐，并统一了北方。这其实有些类似秦朝。
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耕战立国之策，在战争中取得军功成为发家致富走上人生巅峰的不二法门，因此秦国人人皆虎狼，而军队作战能力非其他诸侯国可比。此外，一般农民免去了服兵役责任，不会耽误老百姓耕作，从而避免全民征兵制危害，即便打仗国家经济能得到正常发展。
府兵制诞生在乱世，其能够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自愿性国家只是以利诱之而非强行摊派，它与明代卫所制制度起源不同。而这种自愿性存在前提，则是均田制与土地公有制。不仅如此，由于兼并意味着国家丧失实际掌控，这种兼并既由特权阶级存在，也由经济发展自然结果引起，即小农经济本身脆弱性所导致必然结局。
在隋朝及唐初山东、河北地区，由于魏、齐一两百年的发展地主经济较发达，但实际掌控土地并不多，因为这些地区新近依附之地出于稳定考虑隋朝不会进行强硬土地改革故而授田只是一种形式。而关陇地区因长期战乱地主经济与地方势力并不发达，所以土地很大程度掌握在国家手中均田制度也能相对稳定维持下来。
根据《新唐书》记载，全國折衝府共有566處，其中關中的軍隊占四分之三，這顯示關中的軍事重要性和其對國家經濟發展影響。既然國以兵立，而隋唐以府兵立國，那么也就不足為奇隋朝皇帝宁願做個逐粮天子，也不要放弃關中的地區冒然遷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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