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正史是记录和传承过去的重要工具。它不仅提供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信息，也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在这部部宏伟篇章中，有些国家和朝代却被遗漏或记载得非常有限，比如辽金两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今天就从《资治通鉴》的角度出发，探讨这一问题。
一、历史编纂中的偏见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资治通鉴》是由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所著，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大型史书，它以高标准对待事实真伪，对于其他朝代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如辽金，不太予以重视。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这些政权的评价；二是在编年体例上给予较少关注。
二、《资治通鉴》的编撰理念
司马光作为《资治通鉴》的作者，其编撰理念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认为，只有那些道德高尚、政治清明、文教兴盛才值得被记录下来。而对于那些战争频仍、民生凋敝甚至侵略他国的人口，这种价值观下自然难以获得正面评价。此外，他也倾向于使用官方档案和文献，因此对于非汉族政权来说，由于缺乏汉语文献支持，其地位自然低下。
三、辽金王朝的地缘战略位置
接着，我们还需要考虑到辽金王朝的地缘战略位置。在那个时代，它们处于边疆地区，与宋元两大帝国相邻。这种地缘政治使得它们在多次内外交困时期不得不采取更为坚硬的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存在，而这些手段往往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这一点也导致了他们在正史中的空白。
四、“异族”与“野蛮”的刻板印象
此外，在那时候，“异族”指的是非汉族的人群，而“野蛮”则常用来形容未经文明礼仪之教化的人或物。在这种刻板印象下，无论如何努力融合，都很难摆脱这个标签。因此，即便有过一些文化交流和互动，但最终还是因为种族差异而被边缘化。
五、《资治通鉴》对辽金记述浅析
最后，让我们看看《资治通鉴》对辽金王朝的一些记述。一方面，它详细记载了许多重要事件，如建立过程中的争斗，以及与周围国家之间的冲突。但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提及关于该地区人民生活状况，或其文化成就，这些都是理解一个历史时期不可或缺的情报来源。
综上所述，从不同的角度入手，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资治通鉴》是一部巨大的历史作品，但它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在解释为什么将 辽金两国排除出正史时，还应考虑到当时主导着知识分子的价值观以及地域关系等因素。此外，对於歷史記錄來說，這種選擇與遺漏也是無法避免的一部分，並且這種情況並不僅限於中國古代，這種現象在世界各地都有發生，是我們對歷史客觀性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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