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商帮作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起来的商业集团，在明清时期达到了鼎盛。十大商帮中的晋商和徽商之所以兴起，主要是因为他们从事盐业获利。陕西商人同样拥有此优势，其原因在于明代陕西行省包括了甘肃地区，这里不仅地域辽阔，而且几乎囊括了明代长城“九边”的西段。此外，关中八百里秦川又是粮食产量丰富的地方，因此陕西商人便有了“输粮换引”的地理和资源优势。此外，由于安抚边疆少数民族，明政府开放了茶马互市的边境贸易，使得陕西商人获得了更多致富的机会。
山东作为孔子的故乡，也是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对鲁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由于士农工 商“四民”分业制度下，儒家文化对鲁商有很深远的影响，他们既想赚钱，又不希望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决定走上以末端产业致富，以农业守护自身的地位。这一道路决定了他们必须走向封建化经营方式。
洞庭湖周围交通便利且物产丰富，是洞庭湖附近居民利用天然条件发展经济的一个好地方。因此，他们以贩运米粮和丝绸布匹为主。在鸦片战争之后，当上海成为金融中心时，洞庭湖周围的人们利用自己的钻研精神开辟买办业、银行业、钱庄等金融实体以及丝绸、棉纱等工业，从而培养出了一批资本家，并逐步将其转变成工业资本。
龙游虽然位于偏僻，但却具有开放的心态。在明清时期，不仅购买土地或经营典当借贷，还投入手工业生产与矿产开发，为自己的事业铺平道路。当时民间就有“钻天洞庭山”，遍布龙游帮”的说法。
宁波位于东海之滨，是中国海外贸易重要港口之一，因为它的地理位置使得宁波百姓从事海外贸易者众多。在清朝南方钱庄由宁波人的主导，与北方票号形成传统金融体系南北两大支柱。特别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当宁波能适应新时代并把现有的企业紧密结合到现代生产中的时候，它们显示出了新的姿态，从而跻身全国著名的大型企业群体之列。
江右，即江西省内的人口稠密且土地有限，因而许多百姓不得不通过经常进行交易来维持生计。而由于官方限制对外贸易，加上禁海政策导致非法走私活动频繁，因此闽南沿海地区尤其活跃，而福建海上的经销活动往往与走私有关。此外广州及佛山一带广东人的海外贸易也颇为成功，他们既参与国内市场，也涉足国际市场，并在近代最大的通交都会上海展现出实力，只次于宁波帮。但随着时间推移，大多数这些古老的十大帮团都因无法适应新时代而逐渐消亡，只有一小部分如宁波帮能够顺应潮流并成功转型至现代经济模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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