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五年的某个日子里，我翻阅着《孟子》时，突然心中大怒。随即我命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移走，不准与孔子同祀，并且严厉地斥责说：“若有人敢于谏言则以不敬论，并命金吾射之。”得到了这个圣旨，一切文臣武将都感到震惊和恐慌。
我对《论语》情有独钟，对孔子的品德怀抱深厚的敬意。而孟子作为发扬孔子的仁义思想的“亚圣”，为何我会如此憎恶他呢？归根到底，有两点原因：首先，我个人的经历使我对文人产生了强烈的反感。我出身贫寒，曾放羊、当和尚、做小军官，最终成就了一番事业。但我的身份是武夫，没有文化背景，如果想要统一文人的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那么必须从文化入手。但是我天生对文人、文化持有一种本能的抵触，从内心深处看不起那些儒生。比如，当我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都要用独木制作，我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硬，不破我的案。”这说明了在我眼中，文人的价值并无多大。
其次，是因为孟子的“民本”思想让我感到极度不适。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名言中体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的地位和国家利益高于君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我们应该为了人民服务，为江山社稷着想。而与孔子提倡的“仁”相比，孟子的“仁”，主要是针对普通百姓说的。他阐述，如果天子想要得到天下，即保全四海，就必须实行仁政，用爱护人民来换取他们的心。这就是所谓的人民厌恶的事物不能强加给他们。
在《孟子•离娄下》中，他还提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在孟子的看来，主僕之间关系是相互依存，而不是绝对的权威。谁保护好人民谁就是真正的大王。如果残害百姓，那就等同于孤家寡人。这意味着如果一个领导者残害百姓，他们是不配拥有天下的，即使他们掌握了权力，也应该被推翻，这并不构成犯上作乱或弑逆，而是一种为民除害。在周武王推翻殷纣王这样的例证中也是如此。他没有鼓励大家效忠某个人，而是在告诉国王应该怎样做，又该如何避免什么，这让原本流氓出身却坐上了皇帝宝座的朱元璋非常愤怒，再加上他自己缺乏学识，对知识分子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种排斥心理，所以他当然要把孟子的牌位撤掉了，以此显示自己的决断。
然而，由于历史上的影响力巨大的存在——儒家的亚圣——人们无法容忍这样的侮辱，因此很快就开始寻找合理化朱元璋行为的手段。当第二天早晨，他们向朱元璋汇报夜间观察到的星象异常，并解释这是因为过度得罪了上苍而导致的一场灾难，此举成功地让朱元璋意识到可能因之前事件引起神灵不悦，从而不得不恢复了 孟子的牌位。不过，这并不代表他停止打击：尽管恢复，但同时进行另一项行动——删书，将三分之一左右关于孟子的内容删除，如同给予其思想性质上的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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