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洪武五年的某个日子里，我翻阅着《孟子》时，突然心中大怒。随即我命令将孟子的牌位从孔庙移走，不准与孔子同祀，并且严厉地斥责说：“若有人敢有不同意的意见，就以不敬论罪，还要命金吾卫射杀他。”接到我的旨意，全朝文武都惊恐不安不知所措。我对《论语》情有独钟，对孔子的学问深感敬仰。而孟子作为发扬孔子的仁义思想的“亚圣”，为何我会如此憎恨他呢？归根结底，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我个人经历使我对文人产生了强烈反感；二是孟子的“民本”思想触动了我的逆鳞。
我出身贫寒，曾放羊、做和尚，小小军官一步步成就至今统治江山。然而，我深知自己缺乏文化背景，要统一文人的思想、巩固权力，便需从文化入手。但天生对文人和文化持有一种抵触情绪，看不起儒生。这一点可以从我的一个命令看出：“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当被问及其故时，我回答：“秀才顽，使之坚硬，不破吾案。”这表明在我眼中，文人们无足轻重。
更让我感到不安的是孟子的“民本”思想。众所周知，他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的地位、国家利益高于君王。君王应为人民服务，为江山社稷着想，与孔子提倡的“仁”相比，“民”的概念更加突出。在《离娄下》篇中，他阐述道：“得其民有道，则臣视君如腹心；得其心，有道则所欲聚之，其恶勿施也。”这里讲的是，如果国王能爱护百姓，即使失去天下的土地，也算得上是真正的国王；如果残害百姓，那么即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推翻，这正如周武王推翻纣王一样，是为了除害而非犯上作乱。
这种观点完全站在平常百姓角度告诉国君应该如何行事，但这激怒了一个原本流氓无赖后来坐上了皇帝宝座的人——朱元璋。他由于自身文化上的劣势，对知识分子自然产生嫉恨，因此决定撤掉孟子的牌位，从而发生了那场风波。不过，由于孟子是儒家中的圣人，他们并没有让朱元璋玷污他的形象，而是在第二天向他报告夜间观察到的星象异常，以此缓解紧张气氛，最终恢复了他的牌位，但朱元璋仍然删去了三分之一左右的书籍内容，用这种方式压制住了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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